鲁迅死的时候，郁达夫等人写了悼鲁迅的文章，表达了悲痛，颂扬其伟大。林语堂也写了篇，用他一惯的旁观角度，算是给鲁迅一个盖棺定论。恩怨倒不用说，只说林为鲁迅“画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我以为林语堂和鲁迅是两种人，林是遇到事情喜欢站在一旁评论的人，是很旁观的视角，旁观还带有一丝调侃，带着苏东坡和公安派的率真与刁皮，把一切生命中重的化作轻的。鲁迅的是个人的独异，有正义感和愤世嫉俗，他是投入式的，他更多是讽刺而非调侃，是汉魏六朝的个性而非明清的个性，对一切眼里不揉沙子或曰睚眦。从性格说，林偏冷感，鲁迅偏热血，林如发出哔啵声的烟斗，鲁迅如泛着冷光的青锋。鲁迅偏执般冲锋的时候，林会是旁观做歪论的那个，所以两个本质殊途。 可以说林语堂上承陶渊明、苏轼、三袁，更看重的是个人或者人性，偏重幽默达观和超脱老滑。鲁迅是有古风的，从干将莫邪眉间尺到建安风骨到阮籍青白眼，再到东林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嬉笑怒骂，悲天悯人，又有几分个人的狂气。如果用术语硬分的话，林语堂、胡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或属于注重性灵的言志派，而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是注重社会文化的载道派。这两种其实都重要，都很自我，前者自我在随性，后者自我在特立；前者重视人类普遍的同理心，是一种仁心。后者重视浩然正义，以天下为己任，也是一种悲心。没有后者不足以为士，只是文人无足观矣。没有性灵，就乏情致，又面目可憎。
林的这一篇就是说鲁迅：确是对社会操心，只是如王安石那种拗相公有些较真刻薄了，林是主张凡事一半认真一半开玩笑的态度，一半清醒一半做梦的态度，这样去对待生活，才是一种智慧和艺术。林语堂不喜欢那种偏执的、极端的强势感。鲁迅想必不喜欢那种无原则无立场置身事外袖手议论的莫名优越感。林真正的立场就是人性，是在理学、法西斯和马克思各种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下，保有一份自我不失。但他也觉得，鲁迅那个自我，特立独行，为天下从没有路开出一条路来，也有意义，只是互相学不来。
PS：有四五文人对分类有异议，极尽相轻之刻薄，比如认为林语堂和庄子、袁宏道等并非一类，然后谁跟谁又不算一类。我想说太看重无谓的细节会失去阅读的焦点，分类这种事本就不同标准不同分法，如果细微孤立地看，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当然也说林和庄子很不一样，我平时也未把林跟袁分在一类。之所以在这篇把林跟庄子、袁宏道提到一起，因为我曾通读过鲁迅全集，也通读过林语堂全集，尤其对后者，认真读过每一篇，林语堂反复着重推崇几个人，老庄、陶渊明、苏轼、袁宏道，他受这一脉影响颇深，所以我提到林语堂，就尊重他自己的偏好传承，并非我个人划分。一个角度而已，不绝对。附上与一个作家的讨论。
齐秋： 分类不大对，胡适之和周作人不是一类人，周作人和林语堂也不是一类人。
李：比如苹果梨柿子，有人按形状划分，有人按颜色划分。有人看到的是联系，有人看到的是差异。严格讲每一个都不一样，大而化之，又都是水果。
齐秋：周作人不能说就是言志派，他和林语堂差别太大，不适合放一起。
李：表面上看每个人都不是同一类，但要看是在什么范畴来分的，言志是个大范畴。林语堂和庄子更不是同一类，但是从内在本质来看，也有很大相通之处。同与不同，是相对的，要看采用哪种标尺。樱桃跟西瓜差别巨大，但是跟卫生球比还是近一些。
齐秋： 分类的问题，其实出在你对所涉及人物的了解不准确上，比如吧，说周作人“性灵”云云，这是很不恰当的，错的。
李： 以前中国文学正统的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在中国是谁把性灵抬出来的，是谁做的旗手，是周作人，他自己称五四文学就是言志派的文艺复兴。正是这个周作人，在文坛祭起言志大旗，在当时十分有影响，这是文坛掌故。关于这方面在早年，无论是在对俞平伯的信，还是对沈启无的序，还有一些其他证据，你都可以了解一下。他正是以言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当时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林语堂。所以后来学者们把他包括胡适都和李贽三袁归到了言志，虽然我觉得胡适、李贽划进去有点勉强，顺着对方的思路觉得也可以理解，无妨。言志载道，本就不能截然的切割，我本人就是这两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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