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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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
隋唐以来，中国有“科举社会”之称。科举制成为我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主渠道。科举取士，自隋唐至清，沿用一千三百余年，为历代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转，输送了大量人才。唐五代共有一万余人登科。两宋三百余年，共举行了118榜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约十一万人。明代近三百年间，举行了89次科举考试，登科者有两万四千余人，清代亦有近两万六千余人登科。 然而明代之前，原始的、完整的登科录，仅存南宋《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和元朝《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值得庆幸的是，“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迄今尚未发现唐宋时期的乡试录、会试录，相形之下，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就显得格外珍贵，正如龚延明先生所称“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文献》2016年第5期）。 在海内外读者期盼之中，宁波出版社将天一阁镇阁之宝——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于2006年至2010年影印出版。嗣后，与龚延明先生及其团队合作，又将这些古籍珍本“转换成图片和文本数据，并通过主题词编辑技术建立了古籍资源数据库”，涵盖了《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以及《登科录》56种中的45种，总字数达到1237万字，初步建构起天一阁藏明代科举文献的数字化体系。其中，《乡试录》277种，是迄今为止海内外首次整理出版的科举录，弥足珍贵。 2016年，在此数据库基础上的文本版《乡试录》及点校本《会试录》《登科录》正式出版，从影印本到数据库，再到文本版、点校本，这既是“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优秀成果，又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一项成就，标志着明代科举录文献数字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完成了科举文献从传统影印向数字化的转变，更便于读者使用。从影印到数字化与纸质文本点校整理同步出版，这是文献整理从单一的传统模式到多元化的转型。 与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试相应的，点校整理本《乡试录》《会试录》《科举录》，涵盖了明代科举考试不同层级的试卷内容与登科人物资料，这为了解某科、某地、某级的具体科考情况，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是明代科举文献的渊薮，为读者研究明代科举带来极大方便。我们以成化十七年（1481）为例，此年的一甲三名分为王华、黄珣、张天瑞： 王华，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儒士。治《礼记》……浙江乡试第2名，会试第33名。 黄珣，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国子生。治《礼记》……浙江乡试第1名，会试第259名。 张天瑞，贯山东东昌府清平县，军籍。国子生。治《诗经》……山东乡试第3名，会试第26名。 一甲一、二名皆为余姚人，且皆习《礼记》。这是否意味余姚人比较重视且长于科举，是否意味着当地有以《礼记》应举的风尚？ 据考察，成化十七年，仅余姚一县就有王华（一甲第1名）、黄珣（一甲第2名）、陈伦（二甲第29名）、毛宪（二甲第43名）、翁迪（二甲第46名）、徐谏（三甲第16名）六人入三甲。六人中，除翁迪习《易经》外，其余五人皆习《礼记》。 通过对有明一代的余姚县入三甲者情况进行梳理，能够发现，其中习《礼记》《易经》者最多，仅胪列余姚县荣登一甲者（前三名）如下： 谢迁，成化十一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王华，成化十七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黄珣，成化十七年，一甲第2名，治《礼记》； 谢丕，弘治十八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韩应龙，嘉靖十四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孙升，嘉靖十四年，一甲第2名，治《易经》； 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一甲第2名，治《春秋》。 八人之中，三位状元、三位榜眼、两位探花。六人治《礼记》，一人治《易经》，一人治《春秋》。这充分印证了陈时龙先生在《明代科举与地域专经》一文中指出的该县“科举中式人数特别多，而士人擅长《礼记》和《易》，以一县而擅长两种经典，是地域专经现象中比较特殊的案例”。 若对这个名单进行细化，会发现更多信息。 成化十一年登第的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天下称贤相”，“请诛刘瑾不克”而求致仕归。被夺诰命，天下咸以为其危，却能“与客围棋、赋诗自若”（《明史》卷一八一）。其子谢丕，弘治十八年进士及第，“历官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父子鼎甲，可谓盛矣。那么，明代科举史上，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父子鼎甲的情况？是否有祖孙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再进一步，是否有一些长于科举的家族？若有，这些家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家族与宋代以科举着称的家族有着怎样的异同，又有哪些新变？这些疑问，皆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考索。 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两科的状元、榜眼皆为绍兴府余姚县人，这在整个明代科举史上也不多见。更为奇绝的是建文二年（1400），一甲三人皆为江西吉安府人，第一名、第二名胡靖、王艮都是吉安府吉水县人，第三名李贯是庐陵县人；与之相似的还有宣德五年（1430）一甲林震、龚锜、林文皆为福建人，分别来自漳州府长泰县、建宁府建安县、兴化府莆田县。其实，永乐十年（1412）、景泰五年（1454）、天顺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成化五年（1469）、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三年（1490）、弘治六年（1493）等年皆曾出现过一甲三人中有两人来自同一省份的现象，但像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以及建文二年、宣德五年这类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为何浙江、江西、福建、直隶等地不仅能在科举中占据优势，还能在三甲中占据优势？另外，这些地区是否一直占据优势，若发生过变化，又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原因何在？这些疑问，亦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探讨。 例如王华，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其子王阳明（守仁），登弘治十二年进士，文武兼善，终明一朝，赫赫有名。学界对王阳明和王氏家族关注颇多，然未见以《科举录》反映的科举人物关系网为文献依据，进行研究，这给学界深入研究王阳明提供了空间。 成化十六年，杨继宗“尝监乡试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当大魁天下，吾为朝廷得人贺耳。’及拆卷，王华、李旻也，后果相继为状元”（《明史》卷一五九）。王、李二人乃是成化十六年浙江乡试第二名和第一名，后“一举中双元”，分别成为成化十七年、成化二十年的状元。这也是明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举中双元”这种或类似情形在明代科考中是否还存在？ 再如，黄佐《翰林记》多记载自洪武至正德、嘉靖间的翰林掌故。据此可知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皆出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翰林记》卷二〇）……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等人复继之，多有诗酒唱和。这带给我们另一个启示：以《科举录》为依托，有了已经数据化的《科举录》信息，结合明代史籍、文集、笔记进行研究，从地域、家族、出身、文学与政治倾向等角度详尽考察整个明代官员、士人交游与互动成为可能。以上，限于篇幅，仅从一个视角考察《登科录》（殿试录）而已。 而由龚延明主编，经点校整理出版并已数字化的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3册225万字）、《会试录》（2册149万字）、《乡试录》（863万字），总15册、1237万字，是一个卷帙浩繁、明代三级考试原始文献的宝库，犹如一座金矿，科举资源极其丰富，正待读者和有志者发掘和开采，为深度了解中国科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推动与科举相关联的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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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是中国明代科举历史的珍贵文献，代表着明代科举制度的严谨与广泛。这套书籍包含了明清时期各地的乡试、会试及登科的详细记录，是研究明代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重要资料。文章将从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首先，介绍该书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其次，阐述该书籍在科举研究中的学术意义；第三，探讨其对社会历史研究的贡献；最后，分析其对今天学术研究及收藏价值的影响与启示。通过这四个方面的论述，本文将全面呈现《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在学术与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1、天一阁藏书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
天一阁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拥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其藏书不仅数量庞大，且内容丰富，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科举制度自设立以来，便成为了社会晋升、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影响深远。该套科举录选刊的诞生，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人才选拔的严格与规范。
从文化层面来说，科举制度不仅仅是考试选拔的工具，更是社会流动和文化传承的核心。这套书籍的收藏，不仅展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面貌，还体现了明清时期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变动。对于现代读者而言，研究这些科举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的精英教育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进一步探讨文人政治、社会责任以及士人的文化认同感。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作为珍贵文献，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它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源，也为今天的文化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古代社会、政治和教育的重要视角。通过对这套书籍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明代的文化氛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2、科举录选刊在科举研究中的学术意义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是科举研究的宝贵资料之一。在明代，科举考试不仅是一项选拔人才的制度，也是士人社会地位和名誉的象征。因此，科举录选刊所记录的乡试、会试和登科等内容，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士人群体及其社会作用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该书籍中的乡试与会试记录进行分析，我们能够深入了解科举制度中的选拔标准、考试内容以及当时的考试文化。尤其是乡试与会试的差异性，反映了不同层级的考试要求和社会期待。这些记录不仅包括了考试内容与形式，还涉及到考生的背景、地域分布等因素，能够帮助学者深入研究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和教育资源的差异。
此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还为学者提供了考生的个人信息，如姓名、籍贯、成绩等，这些数据能够为研究明代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翔实的依据。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学者们能够进一步分析科举制度如何影响个人与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文化资本的积累。
3、对明代社会历史研究的贡献
明代科举制度不仅是当时社会的“人才选拔器”，也是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通过详尽记录科举考试的情况，成为研究明代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通过对这些科举录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教育制度和士人的选拔过程，还能深入了解明代社会的阶层构成与政治格局。
明代科举考试在许多方面对社会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教育选拔出能为国家效力的优秀人才，这种制度本身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科举录中记录的考生姓名和成绩，是社会阶层变化和流动的“活化石”，反映了哪些地区和家庭在科举制度下获得了成功，哪些则未能突破阶层的限制。
同时，这些科举录还揭示了明代社会的一些重要政治现象，例如皇权与地方势力的互动。科举考试的名额分配、考试地点的选择、考试的管理等，均与明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息息相关。通过分析这些科举资料，学者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明代政治和社会运作的机制。
4、对现代学术研究与收藏的启示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不仅对明代科举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收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作为一部系统的科举资料集，它为现代学者提供了关于明代科举的一手资料。这对于现代中国历史、教育以及文化研究的深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这套书籍的收藏与保护工作，也为今天的文物保护和数字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传统文献的数字化与网络化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如何将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进行有效的数字化存储和传播，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工作，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最后，从文化收藏的角度来看，《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每一件历史文献和书籍都承载着过去的智慧与历史。收藏这些文献，既是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也是在为未来留下珍贵的学术财富。
总结：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作为明代科举历史的珍贵文献，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的独特视角。从它的历史背景、学术价值、社会历史贡献到现代的收藏与保护，这套书籍无疑是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
本文对《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会试+登科全十五册》的全面分析，既展示了这套书籍的学术价值，也为未来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时代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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