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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考古图记》PDF电子书共4册，由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出版，原作者是奥雷尔.斯坦因。0Cr万圣书城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6—1908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也是斯坦因1900—1901年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后所出《古代和田》报告的续编.《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涉及的地域十分广阔，从西向东包括了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斯坦因在这些遣址所发现遗物的主要类别有雕塑，绘画，简牍文书，织物，钱币，碑刻，佛经残卷，以及大量的陶，木，石，金属，玻璃，料器等质料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兵器等.书中还配有大量遗迹插图，遗址平，剖面图，还有一卷遗物画版和一卷调查地区的地图.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并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0Cr万圣书城
0Cr万圣书城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最重要的着作之一《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中译本已经问世几年了，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豪华本，我似乎在02年就收到了这部书，当时因为部头太大，所以请翦庆鸣帮忙，蹬着郭师傅的三轮车，送到了王老师家里头寄存。直到前些日子，因为要写踏实墓阙的文章，这才从王老师家又取了回来翻阅。罗新的这篇文章《读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书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篇尾的一段话：0Cr万圣书城说实话，读斯坦因的这本书，还有他的《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和《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我惊异于这门学科在其初建立时，就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以致于近百年的进步，相对来说是非常有限的。这提示我们思考，今天的研究存在着什么问题？当然，我们不具备斯坦因那一代人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我们也不能象斯坦因他们那样无视国界、真正地把整个中亚甚至更大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还有，我们是否真地象斯坦因那样热爱这份工作？0Cr万圣书城因为我对《西域考古图记》反映出的斯坦因对工作的热爱以及他所达到的学术水准怀有同样的敬佩和感慨。0Cr万圣书城正是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我发现了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门簪的实例，是斯坦因从楼兰LA中发现的，门簪本身大约有25厘米长，门簪头长得圆滚滚的，后尾扁扁的并且逐渐得收小，年代大概在魏晋以前。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写道，他一开始还并不知晓这个长相奇怪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直到他的建筑师的朋友启发了他，他才豁然开朗，这原来是一枚大个的木头钉子。可惜斯坦因是在房屋的废墟中发现它的，想必已经散落在地上，和其他的木头构建掺杂在一起，《西域考古图记》中也没有写道门额和鸡栖木的信息，它们本应和这门簪是连在一起的。我想知道更多一些，于是向傅晶询问，听说他们所在做罗布泊地区文物保护规划，她本人也曾深入不毛若干天，可能会有所斩获。不过他们的资料是保密的，我也不好强人所难。而且，今天看见的也不会比斯坦因当年纪录的更多。当我流露出想去LA看看的意思时，傅晶就说他们希望不再有人去那儿了，否则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这和我对木塔的感觉十分相似。0Cr万圣书城仅从《西域考古图记》反映的这枚门簪的情况看，我对以前对门簪的看法又生了疑虑。此前知道的最早的门簪的形象出现在密县打虎亭汉墓的墓室门额上，打虎亭墓是东汉后期的河南大墓。还有一些三门簪的做法出现在广东出土的汉代（也是东汉）明器上。另外，就是在四川乐山、彭县等地的崖墓里头。现在从《西域考古图记》看见了木构的实物，虽然绝对年代不会比前面的例子早，但它究竟是真实的木构，而非石头的仿写。地处在塔克拉玛干这样的东西文明交汇地带的事实不由得让我发问，门簪的做法究竟是中原发生的，还是西来的呢？0Cr万圣书城斯坦因当年翻过帕米尔，从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出发自西向东穿越了新疆，走过了丝绸之路。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视角，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记录了他沿途考察的各种构筑物建筑物的遗址，许多信息在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有些结论在今天仍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像对夯土、坯、墼砌筑的古城址、塔寺、房屋的夯土层以及砌块情况的细心的纪录，恐怕是今天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也是最系统的这一地区古城墙古建筑的相关信息。0Cr万圣书城当然，像这样的纪录还很多，只有当后来者逐渐进行深入地研究时，才会越发感到他的研究的伟大和不朽。相比之下，对藏经洞的攫取和整理，确实只是这浩瀚工作的一部分。0Cr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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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r万圣书城关于奥雷尔.斯坦因与《西域考古图记》：0Cr万圣书城
0Cr万圣书城王圆箓，他是一名道士，却用尽毕生守护了一片佛窟。0Cr万圣书城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0Cr万圣书城1850年，王圆箓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1892年左右，已近不惑之年的王圆箓云游敦煌，登三危山，走进了莫高窟。神圣的莫高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0Cr万圣书城王圆箓四处奔波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在莫高窟 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同时他开始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0Cr万圣书城也许你会觉得很可笑，一个道士，太上老君的弟子，却来守护释迦牟尼的佛教洞窟，但是，历史便如此安排了。0Cr万圣书城一个道士，为了保护佛教洞窟而努力去清理那些堆积了多年的淤沙。0Cr万圣书城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在清除淤沙的过程中，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0Cr万圣书城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0Cr万圣书城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0Cr万圣书城1902年，敦煌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0Cr万圣书城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0Cr万圣书城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将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所以他只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0Cr万圣书城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0Cr万圣书城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0Cr万圣书城1907年，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敦煌，他用有限的中国话，对王圆箓说，“我敬佩玄奘，我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翻山越岭、走过荒漠，来到这里。”王圆箓被感动了，将经卷卖给了斯坦因。0Cr万圣书城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0Cr万圣书城1、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0Cr万圣书城2、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0Cr万圣书城3、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0Cr万圣书城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0Cr万圣书城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0Cr万圣书城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0Cr万圣书城 0Cr万圣书城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0Cr万圣书城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0Cr万圣书城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运到京城时，早已零落不堪。0Cr万圣书城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0Cr万圣书城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0Cr万圣书城余秋雨老师在《道士塔》中将王圆箓批判成千古罪人，拜其所赐，敦煌莫高窟大量的历史文献流失国外，以至于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用于研究敦煌学。0Cr万圣书城余老师作为一个文人，因对文化遗产爱之深，故对王圆箓责之切，他在文中所表达的满腔恨意，不仅仅是对王圆箓的指责，也是对当时清朝官吏的痛恨。余老师写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0Cr万圣书城但是《道士塔》中对王圆箓的描述，忽略了王圆箓一心想守护莫高窟的初衷，他也曾为了守护经文不顾个人安危，不断逐级上报，他变卖经文所得，也只是为了修缮庙宇，作为一个道士，他为了守护佛教艺术圣地，奉献了后半生，他的功与过，我们不曾真切地目睹历史，又怎能一味苛责于他？一个永远沉默的已故之人，又不能对苛责他的人做出反驳。0Cr万圣书城陈寅恪先生在莫高窟前的一座石碑上写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归责于王圆箓，要怪，就怪那时清朝统治的整个中国吧。0Cr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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