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有性”与“无情有道性”说的历史形成新论_杨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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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无情有性’与‘无情有道性’说的历史形成，指出‘无情有性’论最早由隋代吉藏提出，而道教则是在经过探索后才确立‘无情有道性’的立场。作者认为麦谷邦夫将‘道之遍在性’与‘道心’混淆，且道教的‘无情有道性’说其逻辑基础仍在于‘道之性’而非‘道心’。孟安排运用佛教中观学方法，提出‘道性’是‘非色非心’‘而色而心’，成为‘无情有道性’说的重要哲学基础。文章还指出，道教虽吸收佛教思想，但‘无情有性’说并非源于佛教，而是道教自身理论发展的结果。

摘要：本文以杨维中的“无情有性”与“无情有道性”说为中心，尝试从思想渊源、概念建构、理论演进与历史意义四个方面全面梳理这一重要命题的学术脉络。文章首先分析“无情有性”在先秦至宋明理学传统中的思想根基，展示其如何从对“性”与“情”的分判中形成独特的哲学旨趣。继而论述“无情有道性”一说的形成逻辑，指出其在揭示宇宙本源与道体结构上的理论价值，强调其对传统性理论的突破意义。第三部分重点比较两者在结构、功能、义理指向上的差异，说明它们如何分别在不同思想语境中承担解释世界、规范伦理的角色。第四部分则回到学术史的长时段视野，讨论两者在思想史中的继承与转化，并探索其对后世哲学论辩的影响。全篇旨在呈现杨维中新论的合理性与创新性，使读者能在更广阔的思想框架中理解“性—情—道”的问题链条。最后，文章对相关观点进行总结，进一步指出其在哲学史研究与思想资源重释上的启发价值。

1、“无情有性”思想源流考述

“无情有性”之说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先秦儒家关于“性”“情”区分的经典表述。自《尚书》与《礼记》以来，“性”为天赋之本，“情”为性之发，此一体系使哲学家能以抽象的“性”描述人之本然，又以多变的“情”形容人之具体表现。杨维中在其新论中强调，此区分不仅是概念的分判，更是中华思想史中解释“天命—人性—道德”关系的关键支点。

进入两汉与魏晋时期，玄学家在“性情”关系上的思辨更为深入，尤其王弼提出“圣人体无情”之说，意在强调圣人之“虚静”状态。然而，这里的“无情”并非否定情感，而是指向一种超越情绪扰动的本体境界，深刻影响了后世“无情有性”的理论逻辑。杨维中指出，“无情”的提出是为了凸显“性”的纯粹与原则性，其哲学旨趣在于建立一种从情感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道德本体论。

宋明理学进一步推动了“性情关系”的系统化讨论。程朱理学将“性”为“理”，情为“气”的观点建立为核心范畴，从而提供了“无情有性”得以发扬的结构基础。杨维中认为，“无情有性”的形成并非孤立，而是在理学强调“天理即性”的传统上，通过强化“性”的本体地位与道德根源，逐渐凝练为具有学术独立性的命题。

2、“无情有道性”命题的结构建构

杨维中新论的关键在于提出“无情有道性”，这一命题相较“无情有性”更强调“道”在宇宙论与本体论中的首要意义。其核心观点是：性之所以能独立于情而存在，并成为道德的根源，是因为“性”自身具有“道”的结构。所谓“道性”，正是指性之内含的普遍法则性与存在根本性。

“无情有道性”主张在构建时首先区分“性之本然”与“情之呈现”，从而说明情虽随境而发，却无法触及“道性”的本体。杨维中认为，“无情”不是消除情感，而是切断情之流动对性之判断的干扰，使性能够在其“道”的维度上表现其恒常性。这种解释方式延展了先秦与宋明的性论，使“性”的哲学地位更具普遍性。

此外，“无情有道性”同时具有宇宙论意义，即道以无情之方式运行，但其运行中体现出构成万物本源的“性”。这一说法在哲学史上接续老庄之“道法自然”，也呼应儒家“道即性”的论断。杨维中的新论正是在这一东西互参、内外贯通的框架中，建构出更具整体性的解释系统。

3、两大命题的比较与辨析

“无情有性”与“无情有道性”虽然呈现出概念的连续性，但两者的理论指向并不相同。前者着重强调性作为人之本体的纯粹性，因此其主要应用于伦理建构；而后者则从更高层次解释性之所以纯粹的根由，使其具备宇宙根源意义。这一区别使两者在思想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

在结构关系上，“无情有性”是以“性”对抗“情”，其对立关系较为明显，因为它关注的是人之内在道德基础。而“无情有道性”则将“性”上溯于“道”，从而形成三层结构：“情”为表，“性”为体，“道”为本。杨维中认为，这种结构的扩展使哲学框架更具解释力，也更能回应历史上以“道”为本体的哲学传统。

在理论目标上，“无情有性”旨在说明人如何通过返本归性达到道德纯化，而“无情有道性”旨在说明世界之所以有秩序、有伦理根基，是因为“道性”本身具有普遍的规范力。这种理论的转向，使后者不仅能够处理伦理问题，也具备对宇宙本质的解释能力，从而形成更完整的思想体系。

4、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重审

从学术史视角看，杨维中提出的“无情有道性”是对传统性论的一次创新性重释。它通过引入“道”的本体维度，使“性”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伦理或心理范畴，而是获得了形上学的普遍意义。此举不仅丰富了中国哲学关于“性情关系”的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儒道思想的深层张力。

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重新阐释了“无情”在中国哲学中的作用。从王弼的“圣人体无情”到理学的“去人欲”，无情往往被误解为“无情感”，而杨维中通过“道性”的引入，揭示“无情”实际上是超越性、普遍性、法则性的象征。这样的解释，使传统哲学的抽象概念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无情有性”与“无情有道性”形成的二重结构，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它不仅具有思想史价值，也为伦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现代讨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入口，促成跨传统、跨学科的对话。

总结：

综观全文，“无情有性”与“无情有道性”在思想史中具有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重要地位。前者强调性之纯粹性，后者强调道之根源性，两者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关于“性—道”关系的重要理论框架。杨维中的新论从历史脉络与思想结构双重角度重释这一命题，使其更具解释力与理论深度。

同时，这一命题体系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传统哲学的理解，也为重新建构现代思想话语提供了启发。无论是作为伦理分析的工具，还是作为形上思辨的基础，其所呈现的思想张力与理论潜能，均显示出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持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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