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册 1.5g 1106页
《通鉴前编》是南宋理学家金履祥编纂的编年体历史着作,成书于宋末。该书以补续《资治通鉴》上古史缺载为目标,参照邵雍《皇极经世历》与胡宏《皇王大纪》,以《尚书》为纲,整合《诗》《礼》《春秋》及诸子文献,记载自唐尧至周威烈王时期共1955年的史事。作者身历宋元鼎革,师承王柏、何基,秉持遗民立场,着述注重经史互证,被《四库全书总目》评述为“援据颇博”“发明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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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通鉴前编 18卷 举要2卷 增定资治通鉴前编卷首1卷 金履祥(宋)吴勉学(明)陈桱(元)吴中珩(明)”为核心对象,系统梳理其成书背景、版本结构、思想旨趣与学术影响。文章从文献源流与时代背景、体例结构与编纂方法、学术价值与思想特色、历代传承与后世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力求全面呈现《通鉴前编》在中国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通过对多位不同时代学者参与整理、增订的分析,揭示该书在承接《资治通鉴》正编之前史学传统中的桥梁作用。全文强调其在史料选择、价值判断以及治乱兴亡观念上的深远意义,既是宋元明史学递嬗的结晶,也是后世研读通史、理解编年体史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典籍。
一、成书背景与时代源流
《通鉴前编》的出现,与《资治通鉴》在中国史学中的崇高地位密切相关。《资治通鉴》自北宋司马光完成后,成为编年体通史的典范,但其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对此前上古与春秋时期的历史涉及有限,学界长期存在补阙之需。
南宋学者金履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着手编纂《通鉴前编》。他以儒家史学立场为根基,试图将三代至春秋初年的历史系统纳入“鉴于治道”的框架之中,使后学能够在更长时段内观察治乱兴衰的规律。
进入元明之际,史学思想与文献整理方式发生变化,陈桱、吴勉学、吴中珩等学者先后对《通鉴前编》进行整理、举要与增定。这种跨朝代的持续修订,反映了该书在不同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与学术生命力。
二、体例结构与编纂特色
从体例上看,《通鉴前编》承袭《资治通鉴》的编年体结构,但在内容取舍上更具提纲挈领之意。全书十八卷,以时间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变革为纬,力图呈现上古至春秋早期历史的整体脉络。
“举要”二卷是该书的重要补充,体现出编者对于史学教学与阅读实践的深刻理解。通过提炼要点、概括大义,使读者能够迅速把握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而不至于淹没于繁复的史料之中。
“增定资治通鉴前编卷首”一卷,则具有导论性质,不仅交代编纂宗旨,也说明史料来源与取舍标准。这种在正文之前设置理论说明的做法,显示出较为成熟的史学自觉,是宋以后史学著作的重要特征。
三、史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在史学思想上,《通鉴前编》秉承儒家“以史为鉴”的传统,将历史书写与现实政治伦理紧密相连。金履祥等人强调君臣之义、礼乐之治,将历史事件置于道德评判框架中加以阐释。
与此同时,该书并非简单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对制度演变与人事得失的细致铺陈,揭示治乱循环背后的深层原因。这种重视制度与人心并重的史观,使其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一般史料汇编。
后世学者在整理、增订过程中,也不断融入自身时代的关怀。明代学者吴勉学、吴中珩在文字修订与义例说明中,体现出对王朝兴亡经验的反思,使该书成为多重史学思想交汇的载体。
四、流传影响与学术地位
从流传情况看,《通鉴前编》虽不如《资治通鉴》正编那样广为人知,但在士人阶层中长期作为研读上古史的重要参考书。其简明而系统的特点,使之在教学与自学中具有实用价值。
在史学史上,该书连接了先秦史叙述与宋元明通史编纂传统,为后来的通史补编、断代史写作提供了范式。尤其是“前编”这一形式,对清代及近代史书编写产生了潜在影响。
从学术地位而言,《通鉴前编》不仅是对司马光史学体系的补充,也是多位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其跨时代的修订过程,本身就构成一部小型史学发展史,值得深入研究与重视。
总结:
综上所述,“通鉴前编 18卷 举要2卷 增定资治通鉴前编卷首1卷 金履祥(宋)吴勉学(明)陈桱(元)吴中珩(明)”是一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著作。它以补充《资治通鉴》时间断限为出发点,逐步发展为体系完整、思想鲜明的史学文本。
通过多代学者的整理与阐发,《通鉴前编》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认知方式,也展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不同时代的延续与变革。今天重新审视该书,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编年体通史的价值与中国史学精神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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