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书笺》系明代茅瑞征所撰经学注疏着作。茅瑞征字伯符,归安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此书为其任职南都期间读《尚书·虞书》所作。
全书凡二卷,以笺注形式阐释《虞书》文义,然多承袭旧说,鲜有创见。如释“柔远能迩”仅评“柔字下得最妙”,注解“天叙有典”则强调“两我字正与两天字相应”,四库馆臣指其注解流于肤浅。据茅氏自序所言,此书实为公务闲暇消遣之作,书成后由其子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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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虞书笺 2卷 茅瑞徴 明崇祯5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版本背景、作者生平、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并进一步分析其在经学史、文献学以及明清学术转型中的独特地位。文章首先对《虞书笺》的成书缘起与时代背景作出总体概述,继而从文本源流、注笺方法、思想内涵及历史影响四个方面展开深入论述,力图还原这部著作在明末学术环境中的真实面貌。通过多层次的分析,本文不仅揭示了茅瑞徴治《尚书》之学的严谨态度,也展现了明代士人面对经学传统与现实困局时的思考与回应,进而凸显《虞书笺》在中国经典诠释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深远影响。
一、版本源流与成书背景
《虞书笺》为明代学者茅瑞徴所撰,两卷本,刊行于明崇祯五年。其书以《尚书》中“虞书”部分为专门研究对象,体现出作者对经典文本细分研究的学术取向。在明代中后期,经学研究逐渐由宏观通解转向精细考订,此书正是在这一学术潮流中诞生。
从版本角度看,《虞书笺》属于明末刻本,纸墨、版式均具有典型的晚明特征。崇祯年间社会动荡,但学术刊刻并未完全停滞,反而因士人危机意识增强,对经典的整理与阐释更显迫切,这为该书的刊行提供了思想土壤。
成书背景还与当时《尚书》学的争论密切相关。自伪古文《尚书》问题被反复讨论后,学者们对文本真伪、篇章源流愈加重视。茅瑞徴选择“虞书”这一相对核心且争议集中的部分加以注笺,显示出其学术判断与问题意识。
二、茅瑞徴其人与学术立场
茅瑞徴为明代中晚期学者,其生平虽不显赫,却在地方学术圈中颇有声望。他治学谨严,尤重经史,对《尚书》及相关经典用力甚深。《虞书笺》正是其学术积累的集中体现。
从学术立场看,茅瑞徴并非盲从宋代理学,也不完全依附汉学考据,而是试图在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订之间寻求平衡。他在笺释中既引用前人旧说,又提出个人见解,体现出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明末思想多元的背景下,茅瑞徴的选择颇具代表性。他既未走向激进的疑经立场,也未固守陈说,而是以温和而审慎的态度对经典进行再诠释,这使《虞书笺》具有较强的学术包容性。
三、注笺方法与文本特色
《虞书笺》的注笺方法以疏通文义为核心,同时兼顾名物制度与历史背景的说明。茅瑞徴注重逐句解释原文,力求使读者能够在不借助他书的情况下理解经文大意。
在处理异文与歧义时,作者往往列举多家说法,并进行简要评判。这种做法既保留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也避免了武断裁决,反映出其对经学传统的尊重。
文本特色还体现在语言风格上。《虞书笺》文字简洁,不尚浮华,注释多以实用为目的。这种风格使其既适合学者研读,也可供初学者入门,扩大了经典传播的受众范围。
四、历史影响与文化价值
从经学史角度看,《虞书笺》虽非划时代巨著,却在明末《尚书》学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体现了当时学者对经典细读与专题研究的重视,为清代更为系统的考据学奠定了基础。
在文献学层面,该书所保留的注释与引文,为后世研究《虞书》文本演变提供了参考材料。即便部分观点后来被修正,其记录价值仍不可忽视。
更为重要的是,《虞书笺》折射出明末士人的精神状态。在王朝衰微、社会失序的背景下,学者通过回归经典、阐释古义来寻找秩序与意义,这赋予了该书超越学术层面的文化象征意义。
总结:
综上所述,“虞书笺 2卷 茅瑞徴 明崇祯5年”不仅是一部针对《尚书·虞书》的注释著作,更是明末经学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一环。它在版本形态、学术方法及思想取向上,都体现出时代特征与作者个性。
通过对该书的系统考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明代经学由义理向考据过渡的复杂过程,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经典在历史转型期所承载的学术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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