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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共25册，2012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谈迁（1594年—1658年）。KAl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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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是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引，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年）始编着，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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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为编年体史籍。明末清初谈迁撰。全书正文104卷，卷首4卷。约428万余字。作者家境清贫，以力、文墨事务为生。其以诸家明吏粗浅，实录又多有失实，故以《明实录》为聿，遍考群籍而编此书。记事起子元天历元年(1328)，迄于南明弘光元年(1645)。其中万历以后70年篇幅居全书三分之一。该书的特点是对于《明实录》中避而不淡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对于明代重要事件，经常将自己以及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对于所收史实进行了精审考订。该书清代及民国间均无刊本，故未经改纂。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两抄本互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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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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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册 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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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2册 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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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3册 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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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4册 卷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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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5册 卷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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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6册 卷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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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7册 卷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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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8册 卷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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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9册 卷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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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0册 卷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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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1册 卷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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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2册 卷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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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3册 卷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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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4册 卷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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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5册 卷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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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6册 卷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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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7册 卷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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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8册 卷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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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19册 卷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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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20册 卷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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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21册 卷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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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22册 卷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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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23册 卷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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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24册 卷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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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 第25册 卷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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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丛 国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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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和国榷
题记
喩序
自序
义例
卷首之一
卷首之二
卷首之三
卷首之四
卷一 元文宗天曆元年戊辰九月至顺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卷二 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二十匚年丁未
卷三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至二年己酉
卷四 太祖洪武三年庚戌至四年辛亥
卷五 太祖洪武五年壬子至七年甲寅
卷六 太祖洪武八年乙卯至十二年己未
卷七 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至十六年癸亥
卷八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至二十年丁卯
卷九 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戊辰至二十五年壬申
卷十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至三十一年戊寅闰五月
卷十一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闰五月至惠宗建文三年辛巳
卷十二 惠宗建文四年壬午
卷十三 成祖永乐元年癸未至三年乙酉
卷十四 成祖永乐四年丙戌至七年己丑
卷十五 成祖永乐八年庚寅至十一年癸巳
卷十六 成祖永乐十二年甲午至十六年戊戌
卷十七 成祖永乐十七年己亥至二十二年甲辰八月
卷十八 成祖永乐二十二年甲辰八月至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五月
卷十九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六月至宣宗宣德元年丙午
卷二十 宣宗宣德二年丁未至三年戊申
卷二十一 宣宗宣德四年已酉至六年辛亥
……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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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角度看，国榷的价值相对大些；但如果想了解明代的历史，明通鉴是个不错的读物。 国榷的价值自不待言，其最大的缺点并非叙事，而是对记事繁简的把握。有时学春秋笔法，简单几个字记载一个事件；有时像史料长编，事件来龙去脉纤细不遗。明通鉴的价值亦不可小觑。夏燮是非常优秀的史学家，他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对各家记载的分析取舍皆非常人所能及。我们可以通过明通鉴了解明代史实，可以通过明通鉴勾勒研究论文论着的框架，可以以明通鉴为基础对有关事件的不同记载进行再分析，但一部论文或论着对明通鉴的引用万不可超过全部引用的三分之一，如果要说价值，当要更注重《国榷》。 一是修书时时代近，资料珍贵可信，二是此书未经清人改删。天启元年（1621）开始编着，“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伪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终于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修书初衷是鉴于当时的经史官员所修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于是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 夏燮的书也自有他的可贵之处。夏因不满《明史》的失真记载，于是仿《资治通鉴》的体例，编修《明通鉴》一百卷。但此书大多剪裁习见之史事，而且有时显得笔拙。 谈迁属于前明遗老，对当时的清廷多少都抱有敌视态度，其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如建文史、夺门之变等；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夏燮作书时候已经是道咸年间了，本人又作过知县，对于当年满洲发展建国史多多少少有些避讳。 虽然两本书的卷数差不多，都是百卷。但是他们对内容的偏重不同，以弘治三年正月为例：国榷写了17件事，而明通鉴与国榷字数相差不大，只有4件事。虽然在一些大事件的内容程度方面国榷显得十分简略，但国榷至少能将明代政局的发展能详细描述出来，而明通鉴更像是明代历史的故事版，缺少编年体的流畅性，我粗略翻了一下，除了太祖建国、崇祯失国稍微记载丰富外，其余大部分年月记载简单，每个月常常记只载一两事件，甚至有时连尚书的任命升迁都没有记载，很多重要官职任免、大臣题本奏本、皇族出生死亡分封等等都没有记载。当然了，如果单论故事性的话，明通鉴相对好看些，而国榷像是在写流水帐，但是这毕竟是通鉴体史书，相对而言，国榷更有价值。 国榷 和 明通鉴皆为编年体，国榷对于以往避而不谈者敢于直书，并加以评论。将自己及诸家的观点并列于正文后，便于读者了解，和参考。再就是作者对于史料的考订上，忠实而精审。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注意万历以后的史实，并依据方志，遗民口述的资料来爬梳史事，所以价值极高，但在于叙事上有时候时间先后不一，并有重复，读时需当注意。 明通鉴 成书于咸丰末年，虽成书教晚，但作者能旁征博引，从群书中爬梳史料，并对《明史》的问题，附考异于正文后，所以也对考订史实有参考价值。当然与国榷比较就差得多了！ 明史、明通鉴、明史记事本末、实录、都读了，不算真正了解明朝，只有读了《国榷》才算真正了解明朝， 甚至，熟读《国榷》了，就连上面那基本书都可以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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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浙江出了一位史学家谈迁。谈迁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历史，立志要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但由于他家境贫寒，没有钱买书，只得四处借书抄写。有一次，为了抄一点史料，竟带着干粮走了一百多里路。经过20多年的奋斗，六次修改，谈迁终于在50多岁时完成了一部四百多万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qu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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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鸿篇巨制，谈迁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就在书稿即将付印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夜里，小偷溜进他家，见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竹箱偷走了。从此，这部珍贵的书稿就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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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更何况此时的谈迁已经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茶饭不思，夜难安寝，只有两行热泪在不停流淌。很多人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厄运并没有打垮谈迁，他很快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又回到了书桌旁，下决心从头撰写这部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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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年的努力，他完成了新书的初稿。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备、准确，59岁的谈迁携带着书稿，特地到了都城北京。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他四处寻访，广泛搜集前朝的逸闻，并亲自到郊外去考察历史的遗迹。他一袭破衫，终日奔波在扑面而来的风沙中。面对孤灯，他不顾年老体弱，奋笔疾书，他知道生命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又经过了几年的奋斗，一部新的《国榷》诞生了。新写的《国榷》共108卷，428万多字，内容
比原先的那部更加翔实、 精彩，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史巨着。谈迁也因此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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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和国榷
一、国榷这部书
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着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队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努力搜集可能得到的史料，加以组织整理，填补这个人为地空白点，从而充实丰富祖国各组大家庭的可爱历史。
当时，我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八十本。这些史料大部份是朝鲜侍臣到明朝和建州地区的工作报告，很具体，很可靠，对研究明朝历史，特别是研究建州历史有极大帮助。这部书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隔了二十多年，最近才抽出工夫校补，交给中华书局，正在排印中。
另一个主要史料「明实录」，读来读去，读出了许多困难。第一是这书没有印本，只有万历以后的各种抄本。私人传录，当时被指定抄书的人，怕这书部头大，有时任意偷懒，少抄或漏抄以至错抄的地方很多。错字脱简，到处都是。更糟的是这书原来就不全，因为崇祯这一朝根本没有实录。天启呢，在清初修明史的时候，因为「天启实录」里如实纪载了当时宰相冯铨的丑事，冯铨降清以后，凭借职权方便，把纪有他丑史的这一部份原本偷走毁灭了，以此，「明实录」的传抄本也缺了这部份。补救的办法是多找一些「明实录」的传抄本，用多种本子相互校补。但是这个办法，在二、三十年前私人研究工作得不到任何方面支持的情况下，是办不到的。另一个办法是找一部明末清初人的有关明史的较好着作，这部书就是谈迁的「国榷」。
国榷这部书，知道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印本流通，只有传抄本，有机会看到的人不多。二十五年前的北平，只有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晒印本，很珍贵，不能出借。记得在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年我为了查对一条材料，曾经翻阅过一次，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头发都白了，在解放了的祖国，在党的整理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下，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五百万字的大书，怎能叫人不高兴，不感激，不欢欣鼓舞！这部书就我个人的治学经历来说，也是一个鲜明的今昔对比。
「国榷」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据谈迁国榷义例，原稿原来分作百卷，现在的本子海宁张宗祥先生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后重分的。这书是明朝的编年史，按年按月按日纪载着者认为重大的史事，起元天历元年至明弘光元年（公元一三二八——一六四五）。卷首四卷分作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爵、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是综合性的叙述，便于读者参考的。
原着有崇祯庚午（公元一六三○）新建喻应益序，说「三代而后，……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盐官谈孺木，乃集海盐、武进、丰城、太仓、临朐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名曰『国榷』。」天启丙寅（公元一六二六）谈迁自序，批评了在他以前的几个明代编年史的作者以后，说：「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帙。」序后又有跋：「此丙寅旧稿，嗣更增定。……续以崇祯、弘光两朝，而序仍之。终当覆瓿，聊识于后。」由此可见「国榷」初稿完成于公元一六二六年，以后陆续改订；过了二十年，一六四五年以后，又续加了崇祯、弘光两朝。据义例所说「国榷」创稿于公元一六二一年，一六四七年被小偷偷走原稿，又发愤重新编写，一六五三年带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订，那末，这部书的编纂时间前后已超过三十年了。
黄宗羲撰谭君墓表，说他「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为史志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秦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成书名曰『国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由此可见谈迁原来编撰「国榷」的用意，是因为明列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有失实、丑正、歪曲的缺点，是因为诸家编年有讹陋肤冗的毛病，才发愤编纂的。到国亡以后，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又访求邸报（政府公报），补述崇祯、弘光两朝史实，寄亡国的悲愤于先朝史书的编修。自署江左遗民，则是以爱国遗民的心情重写国史，和原来的以留心国史、典故的历史家心情编撰国史的时候有所不同了。其次，谈迁编撰「国榷」，主要的根据是列朝实录和邸报，参议诸家编年，但又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私家着述。他对史事的纪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第三，建州史料，万历以后最关紧要，「国榷」于万历后尤详。特别是崇祯朝没有实录，谈迁根据邸报编述了这十七年间的事迹。由于当时这书并未刊行，因之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我们可以根据「国榷」的纪载和清修明史核对。就这一点儿说，「国榷」这书对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第四，一六四七年全稿被窃，他并不丧气，为了保存前朝史事，又发愤重新编写。这种忠于学术研究、忠于国家民族的坚贞不拔、不为困难所吓倒的精神气节，是非常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的。当然，谈迁 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如他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对国内少数民族和邻邦的态度和侈谈灾异迷信，以及文字叙述的过分简约等等，都是显着的缺点，也是封建时代史家的一般缺点。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这部书作研究资料时，是要注意到这些缺点的。
二、谈迁写国榷
「国榷」的主要依据，除明列朝实录和崇祯邸抄以外，一六三〇年喻应益「国榷」的序文说他采诸家诸书凡百余种。这话是有事实可查的。试以卷一到三十二的引书为例，谈迁参考过明代人着作有叶子奇、宋濂、王祎、解缙、苏伯衡、方孝孺、金幼孜、杨士奇、吴宽、李贤、李梦阳、丘浚、叶盛、姚福、郑晓、雷礼、王世贞、王世懋、王鏊、王琼、杨守陈、何乔新、薛应旗、陆深、冯时可、袁袤、何乔远、邓元锡、姜南、郭正域、吴朴、周晖、敖英、晏璧、钟士懋、林之盛、陈于陛、马晋允、陶望龄、杨廉、崔铣、罗鹤、袁又新、许重熙、张适、刘凤、顾清、严从简、郭子章、赵汝濂、高岱、廖道南、刘文征、徐学谟、陈仁锡、顾起元、霍韬、黄佐、陈懿典、朱国桢、谢铎、朱鹭、黄瑜、陈建、黄金、利瓦伊桢、尹直、杨慎、顾璘、焦竑、田汝成、茅瑞征、杨寅秋、劳堪、郭棐、罗玘、唐枢、王锜、王廷相、张志淳、陈士元、屠隆、黄志清、程敏政、储瓘、于慎行、赵时春、徐日久、陈敬宗、陈涟、冒起宗、包汝楫、周圣楷、陈善、吴中行、罗洪先、李濂、叶向高、胡松、陆廷谔、钱士升、黄省曾、袁懋谦、史继阶、许相卿、叶灿、史桂芳、何景明、陈鎏、张鼐、凌翰、朱睦 、尹耕、谢彬、姚涞、陈德文、徐必达、陈继儒、张溥、陈子龙、沈德符、涂叔方、姚士粦等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盐郑晓的「吾学编」、「今言」，丰城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太仓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武进薛应旗的「宪章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朱鹭的「建文书法拟」，焦竑的「宪征录」，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邓元锡的「明书」，高岱的「鸿猷录」等等。
全书叙述是以明列朝实录为基础的，但又不全据实录。如记永乐几次和蒙古的战争，来往行程都用金幼孜的「北征录」、「后北征录」和杨荣的「后北征记」，在永乐八年六月庚子次澄清河条，小注「实录云青杨戍」，可以清楚看出。永乐十年九月记杀大理寺卿耿通，谈迁说此事「实录不载，岂有所讳耶？事具南院故牍，不可不存。」说明这一条实录里原来没有，是他用档案补上的。同样，十四年七月乙巳杀署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谈迁也说：「读起爰书，未尝不三为之太息也。」可见谈迁是读过处纪纲死刑的判决书的。十九年十二月底有一条「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小注：「事不见正史，而会典据成化十八年大学士万安奏罢东厂云：『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渐，初醒锦衣卫官校，暗引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恐外官徇情，随立东厂，命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云云。不知实录遗此，何也？」可见这一条也是实录原来没有，是谈迁根据会典补上去的。又如「明实录」和「明史」都说明成祖是马皇后生的，谈迁却根据太常寺志说明成祖是碽妃所生等等。不止如此，他对实录所记某些史实，还明白指出是说谎，叫人好笑。例如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八）三月癸未，废皇后胡氏，立贵妃孙氏为皇后条，他就说：「吾于册储而甚疑当日之事也。……（中间指出疑问，从略。）乃实录载胡后再请就闲，贵妃再辞坤极，谓其皆诚心，大非人情。后史氏饰美，不为有识者所葫芦乎！」
拿「国榷」和「明实录」对比，明太祖实录经过三次修改以后，许多事实都被删改掉了。例如明太祖晚年杀诸将，实录只写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不说是怎样死的。「国榷」却并不隐讳，老老实实把事实如实写上。以「国榷」所记和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辩证对读，完全符合。以「国榷」和清修明史对比，明史隐去建州史迹，从猛哥帖木儿、阿哈出、释家奴到李满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尔哈赤这一段，几乎是空白，「国榷」却从头据实纪录，不但建州诸卫和奴儿干都司的设置年月分别纪载，连以后各卫首领的承袭也都一一记上了。和「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对比，也可以互相印证。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关于建文帝的纪录。太祖实录的第三次修改本根本不会承认建文帝这一朝代的存在，把建文年号取消，用洪武纪年。「国榷」不但恢复了建文年号，而且纪事也站在建文的立场上，在永乐起兵以前，称永乐为燕王，到起兵以后，建文帝削除燕王位号，便直称永乐为燕庶人了。我们要注意从明仁宗一直到崇祯帝都是永乐的子孙，谈迁是亡国遗民，晚年还到过北京，跑到十三陵去哭过崇祯的坟，但是在历史叙述上，他却站在为永乐所推翻的建文帝一方面。拿这件事和明代后期许多支持建文帝的也是的出版来看，说明了那时起的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失望，他们不敢公开指斥现实的统治者，只好把同情寄托在以失败而告终的建文帝身上了。他们逃避现实斗争，同情改革失败的统治者，这也是封建时代有正义感而又骨头软的读书人的悲哀吧！
谈迁对史事的真实性态度很严肃。为了求真，不惜一改再改。例如记明末张春被建州俘虏事就改了多次。第一次记录在他所写的「枣林杂俎」智集：
庚午三月（公元一六三〇，这是谈迁记错了，应为辛未〔公元一六三一〕八月。）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出关陷穹庐中，误闻殉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无何，春从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氏，年二十一，自经客舍。春愧其妾多矣，盖洪承畴之前茅也。
到一六五五年，他在北京，和吴伟业谈旧事，才弄清楚张春并未降敌。他又把这一事实写在所着的「北游录」上：
丁未八月丁卯，过吴太史所，语移时。崇祯初蓟州道张春陷于建州，抗节不屈，以羁死，清史甚称之。余因曰：往时谓张春降敌，追削其秩，夺赠荫，流闻之误如此。
最后在「国榷」卷九十一记：
崇祯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八月戊辰，是日遇敌于长山，我师败绩，监军太仆寺少卿兼参政张春被执。……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后数年，以疾卒。
谈迁加的案语是：「夫春实未尝诎膝，流离异域，其志有足悲者。宋王继忠陷契丹，上书言款，即张春之前茅也。继忠见原，春见疑，势有固然，无俟言之毕矣。」便完全改正过来了。张春事迹见明史卷二百九十一忠义传。
三、辛勤的劳动
谈迁一生从事学问，手不释卷，国亡后更一意修史。「北游录」纪咏下，梦中作：
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是他一生的写实。
公元一六四四年高宏图替他写的「枣林杂俎」序说：
谈子孺木有书癖。其在记室，见载籍相饷，即色然喜。或书至猥诞，亦过目始释，故多所采摭。时于坐聆涂听，稍可涉笔者，无一轻置也。铢而积，寸而累，故称杂焉。
他喜欢读书，连坏书页要读一遍。细化作笔记，人们谈的，路上听的，只要有点意思，就纪录下来。到处借书抄书，甚至跑到百里外去借去抄，「北游录」纪文，上吴骏公太史书说：
自恨绳枢瓮牖，志浮于量，肠肥脑满，妄博浏览。尤于本朝，欲海盐（郑晓）、丰城（雷礼）、武进（薛应旗）之后，尝鼎血指，而家本担石，饥梨渴枣，逐市阅户录。尝重趼百里之外，苦不堪述。条积匦藏，稍次年月，矻矻成编。
从天启辛酉（公元一六二一）开始，这一年他母亲死了，在家读陈建所着通纪，嫌它不好，便着手搜集整理材料，一条条地积累，分别年月放在匦里，愈积愈多，编次条贯，改了六次，编成一百卷。不料到丁亥（公元一六四七）八月，一股脑儿被小偷偷光了。黄宗羲谈君墓表说：
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借。闻君子有是书也，思欲窃知以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家，尽发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相国借书，复成之。
他自己也说：
丁亥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缀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羣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山本，檇李沈氏、武塘钱氏稍略焉。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类之矣。（见「国榷」义例）
偷光了，再干，从头做起。以实录为本，而且还参考几种不同的本子。从一六四七年起第二次编撰「国榷」。为了搜访史料，他多年前就想去北京。一六四四年高宏图的「枣林杂俎」序提到：
惜天限孺木，朝不谋夕，足迹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辅黄图之盛，东京梦华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
北京已经为清人所占领了，怎么能去呢？就是想去，有了材料，也怎么下得笔呢？十年后，公元一六五三年，义乌朱之锡官弘文院编修，服满进京供职，聘他作书记，在这年闰六月同路从运河坐船到北京。一六五六年二月又从运河回到海宁。在北京住了两年半多，搜集了不少史料。朱之锡序「北游录」说他辛勤访集资料：
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指北京）。每登涉蹑屩，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着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蹏，手尝不辍。或覆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或涂听壁窥，轶事绪闻，残堵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
「北游录」纪闻，自序说访问遗事，随听随记：
自北上，以褐贱，所闻寥寥也。而不敢而废，辄耳属一二。辇上贵人，其说翔藐尘 之外，迂朽毋得望。至渊儒魁士，未始多值。间值之，而余颓蒙自怯，嗫嚅久之。冒昧就质，仅在跬倾，惧其厌哭，手别心怅。余则垣壁桯杌之是徇。余之愦愦，不其甚乎。然幸于燕而闻其略也，若锢我荒篱之下，禽籁虫吟，聊足入耳，能倾隃糜之残渖乎哉！
因为身份地位关系，他只是一个老秀才，帮人作幕友，接触的人不多，就是碰到了，也很难谈得起来，又怕人厌烦，不免很紧张。即使这样，也还是有些收获。如不到北京，这些材料的收集是不可能的。「北游录」纪邮是他在京时得日记，从日记可以看出他到北京的目的是为了订正「国榷」，访问、借书、抄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补充「国榷」。来往最多的几个人是太仓吴伟业骏公，同乡秀水曹溶秋壑，武功霍达鲁斋。这三人都是崇祯进士，都是藏书家，熟识明朝掌故。他到京后就写信给吴伟业请求指出「国榷」缺点和借阅有关史籍：
昨蒙延诲，略示訿谬，深感指南。（中述编撰「国榷」经过。）而事之先后不悉，人之本末未详，闻见邸抄，要归断烂，凡在机要，非草野所能窥一二页。如天之幸，门下部峻其龙门，辄垂引拨，谓薱菲克采，株朽亦薪。……史实更贵搜订，……门下以金匮石室之领袖，闻见广洽，倘不遽弃，祈于訿谬，椽笔拈出，或少札原委。盖性号涉猎，过目易忘；至于任耳，经宿之间，往往遗舛；故于今日，薄有私恳。非谓足辱大君子之纠正，而曲学暗昧，陨堑赴谷，亦门下所矜闵而手援之者也。密迩坛坫，凡有秘帙，藜隙分青，弥切仰企。记室所抄春明梦余录宫殿，及流寇缘起，乞先假。（上吴骏公太史书）
上太仆曹秋壑书，也提出同样要求：
蒙示史例，矜其愚瞽，许为搜示。迁本寒素，不支伏腊，购书则夺于饘粥，贷书则轻于韦布。又下邑褊陋，薄视缃芸，问其邺架，率资帖括。于是问一遗编，卑词仰恳，或更鼎致，靳允不一，尝形梦寐，即檇李鼎阀间，亦匍匐以前矣。……幸大君子曲闵其志，托在后乘，假以程限，广赐携阅，旁争侧汇。……先朝召对事述云在朱都谏子美处，及秘录、公卿年表等万乞留意。祠曹或素所厚善者，于宗室薨赙，大臣贲恤，月日可详，特难于萃辑耳。希望万一，企踵 之。
由曹秋壑介绍，又和霍鲁斋往来，写信说：
凡奥帙微言，悉得颁示。又所在残稿，筚门圭宝之人，安知掌故？性好采摭，草次就录，浃岁以来，句闻字拾，繁如乱丝，卒未易理。幸逢鸿匠，大加绳削。尊谕云，史非一手一足之力，允佩良规。
从此，谈迁就和这三个学者经常往来，讨论史事了。「北游录」纪邮记：
甲午（公元一六五四）正月庚申，曹太仆[秋壑]见枉，语先朝事二则。
二月乙丑，晚，共雷常侍语。常侍号飞鸣，尝预司礼监南书房，今贩钱，相邻。访以旧事，不觉泣下，拭袂而别。
甲午，访吴太史，语移时。晚招饮，以「国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订，各有闻相证也。
丁酉，过曹太仆借书，出刘若愚「酌中志」三帙，孙侍郎北海承泽「崇祯事迹」一帙。「酌中志」旧尝手录，今本加详，盖此阉继编者。侍郎辑崇祯事若干卷，不轻示人：又着「春明梦余录」若干卷，并秘之。吴太史柬及近事，随答之。
三月辛丑，吴太史示「流寇辑略」。
乙巳，阴，早至宣武门直舍，盖溧阳之杜邮也。失导而返。
戊申，过吴太史，值金坛王有三选部重，追语江左旧事，不胜遗恨。
四月丁卯，过吴太史，剧论二十刻。
丁丑，吴太史借旧邸报若干，邀阅，悉携以归。
戊寅，展抄邸报，棼如乱丝，略次第之。
乙酉，过吴骏公太史，极论旧事。
戊子，早，过吴太史，多异闻，别有纪。
七月丙辰，过吴太史所，语二十刻，别有纪。
九月乙巳，晡刻，闻武功霍大理（鲁斋）见枉，遂先之。语李自成陷西安事甚悉，别有纪。
国榷卷首之一
大统
圣神文武钦明启运骏德成功统天大孝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十一年。嘉靖间改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峻德成功太祖高皇帝。孝陵。
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仁笃孝惠宗让皇帝。建文四年。
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太宗文皇帝。永乐二十二年。长陵。嘉靖间改谥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成祖文皇帝。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献陵。
宪天崇道英明仁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宣宗章皇帝。宣德十年。景陵。
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英宗睿皇帝。正统十四年。天顺八年。裕陵。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代宗景皇帝。景泰七年。
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宪宗纯皇帝。成化二十三年。茂陵。
建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神大德孝宗敬皇帝。弘治十八年。泰陵。
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宏文思孝武宗毅皇帝。正德十六年。康陵。
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世宗肃皇帝。嘉靖四十五年。永陵。
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穆宗庄皇帝。隆庆六年。昭陵。
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神宗显皇帝。万历四十八年。定陵。
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光宗贞皇帝。泰昌元年。庆陵。
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熹宗哲皇帝。天启七年。德陵。
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思宗烈皇帝。崇祯十七年。思陵。
弘光皇帝。弘光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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