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考注 64卷 元 吴澄撰 罗伦（明）明成化9年 , 谢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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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据《尚书·周官篇》以改《周礼》六官之属。分《大司徒》之半以补《冬官》，而《考工记》别为一卷。《仪礼》十七篇为正经，于《大、小戴记》中取六篇为《仪礼》逸经，取十六篇为《仪礼》传。别有《曲礼》八篇。

然澄作《尚书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据《周官》以定《周礼》。即以澄《三礼叙录》及《礼记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经义混淆，先后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志》，宋濂《元史》澄本传，皆不言澄有此书。相传初藏庐陵康震家，后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为己作，经杨士奇等钞传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罗伦《校刻序》皆疑其为璧所作，则当时固有异论矣。士奇又言：“闻诸长老，澄晚年于此书不及考订，授意于其孙当，当尝为之而未就。”朱彝尊《经义考》言：“曾购得当所补《周官礼》，以验今书，多不合。”又张尔岐《蒿菴闲话》曰：“愚读《仪礼》，偶得吴氏《考注》，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郑、贾者四十馀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授祭肺’四字为有功于经，馀皆支离之甚。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云，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于逸经八篇，序详列其目，《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本书次第，略见于此。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云云，然则是书之伪，可以无庸疑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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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礼考注》六十四卷是元代学者吴澄集毕生心力所撰的重要礼学著作，后由明代学者罗伦于成化九年刊刻，并经谢士元等人参与整理修订。这部书以《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为核心，对礼制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注释，展现了元明之际礼学研究的学术高峰。文章将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论述《三礼考注》的成书背景与学术渊源，揭示其在儒家礼学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二是探讨吴澄的学术思想与注释方法，说明其在继承与创新间的独特价值；三是评述罗伦、谢士元等明代学者的整理与刊刻工作，反映明初学术承续的历史意义；四是分析《三礼考注》在后世礼学与典章制度研究中的影响与价值。通过对文本内容、学术思想、历史传播及文化影响的综合考察，本文旨在揭示此书在中国传统礼学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与长远影响。

1、成书背景与学术渊源

《三礼考注》的编撰，源于元代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的重新审视与系统化整理。元代儒学虽承宋学余绪，但同时又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重视经典在社会秩序中的指导作用。吴澄（1249—1333）作为理学家与经学家兼备的学者，深受朱熹之学影响，又注重礼制在政治伦理中的实践功能。他以礼学为宗，致力于“三礼”义理的融通与考据的精审，遂成此书。

“三礼”自汉以来为儒家礼学之核心，《周礼》《仪礼》《礼记》各有侧重，前者重制度，次者重仪节，后者重义理。历代注疏众多，而至宋元之际，礼学体系渐趋繁复，需有综合之作以统摄全局。吴澄正是在此背景下，以训诂、制度、义理三者兼顾的方式，对三礼进行汇通式考注，形成独具体系的学术成果。

从学术渊源上看，吴澄师承朱熹、蔡元定等理学宗师，同时又受汉唐经学传统的影响，兼采郑玄、贾公彦之说。他的治学宗旨在于“折衷群说，以礼正俗”，即以理学的纲常精神统摄礼制考据。这使《三礼考注》既有理学的思想深度，又具经学的严密性，成为元代礼学的代表之作。

2、吴澄学术思想与注释方法

吴澄在《三礼考注》中展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他认为礼不仅是仪文之学，更是道德秩序与政治制度的体现。因此，他注释“三礼”时，不仅考其文义，更求其理致，常以义理为统领，对礼制条文加以道德化的阐释。这种方式使得《三礼考注》超越了单纯的考据范畴，具有浓厚的理学气息。

其注释方法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他常以历代注家之说为基础，辨析其是非，择善而从。如于《周礼》中，详辨官制与职掌；于《仪礼》中，细究礼仪程式；于《礼记》中，则剖析义理与精神。吴澄主张“考据以明文，义理以明心”，将文字训诂与道德理想相结合，体现出独特的学术风格。

此外，《三礼考注》体现了他对政治秩序的深刻理解。吴澄认为“礼以定分”，即社会秩序的根本在于礼制的确立。他的注释常与现实政治相参照，反映出元代士人对理想秩序的追求与反思。这使得《三礼考注》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种文化理想的表达。

3、罗伦刊刻与谢士元整理

《三礼考注》的流传与影响，离不开明代学者的整理与刊行。成化九年（1473），罗伦主持刻印此书，并由谢士元等人协助校勘。罗伦（1429—1499）为明初著名学者，兼具理学与经学修养，其刊刻意在恢复吴澄原旨，使之广布学界，延续礼学之统。

罗伦的整理工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校勘，更是一种学术继承。他在刊刻前对吴澄旧稿进行了精密比勘，参照宋元旧本及他人评注，删繁就简，使文义更加明晰。同时，他增补了部分引文与注释，形成体系更完备的定本。这一版本成为后世流传最广、最具权威的《三礼考注》本。

谢士元在此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校订与评注任务。他对文字讹误、章节错简进行了系统校对，并在若干条下注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谢士元学识渊博，对礼制制度尤有研究，其参与使此书更具学术深度。明成化刊本的问世，不仅确保了《三礼考注》的系统传世，也标志着元明礼学在学术传统上的承续与再生。

4、礼学影响与文化价值

《三礼考注》在明清以降的学术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其体系性、考据性与义理性兼备，成为后世研究“三礼”及古代礼制的重要依据。明代学者如邱濬、黄宗羲等皆称其为“礼学之宗”，认为吴澄之学可与郑玄、朱熹并列。该书对后来的礼学教育与官制研究提供了基础框架。

在文化层面，《三礼考注》体现了儒家礼制思想的延续与再诠释。吴澄通过注释“三礼”，不仅传承了儒家之道，更将理学的道德理念融入制度分析之中，使礼不再只是外在的仪节，而成为内在的道德修养之途。由此，《三礼考注》成为古代士人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典范。

更为重要的是，《三礼考注》在制度史与文化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极高。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礼制的原始信息，对官职设置、仪礼程式、服饰制度等均有详尽考证，后世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宗法体系与社会秩序时，皆离不开此书的参考。它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中国礼制文明的重要文献。

总结：

《三礼考注》作为吴澄集礼学大成之作，不仅总结了宋元以来儒家礼学的研究成果，也为后世提供了系统、严谨的注释范例。从罗伦的刊刻到谢士元的整理，这部书在明代获得新生，成为古典礼学传承的重要节点。它在学术史上承前启后，在思想史上承道弘礼，其影响延续至清代，乃至近代学术研究仍以之为根基。

通过对《三礼考注》的成书背景、思想方法、刊刻过程及文化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学术中经世致用与道德理想的统一。吴澄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理学精神，构筑了礼学体系的高峰，而罗伦与谢士元的努力，则使这一思想遗产得以广传后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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