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东昌府志 50卷胡德琳修周永年纂乾隆42年刻本 PDF电子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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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简介

乾隆东昌府志，五十卷，首一卷。清胡德琳等修，周永年等纂。胡德琳详见乾隆《历城县志》。周永年字书昌，号林汲山人，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著名的藏书家。曾参与《四库全书》编纂，承担佛教、道教二类提要的撰写。乾隆四十年应胡德琳之邀请，主纂《历城县志》等。考东昌郡志，创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知府王命爵，至清朝，虽屡次重修，皆未成书。康熙五十年郡守孙元衡，欲延当时方志名家卫园刘淇修纂，旋以忧去不果。雍正时前守金启洛又拟选辑，稿垂成而去任，其稿不久也散失。胡德琳莅任后，见旧志已一百七十余年未修，就召集邑中绅士广为搜辑，历时二年，付梓成书。《东昌府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全书五十卷首一卷，分为：卷一至卷二记，卷四至卷五地域，卷六至卷七山水，卷八至卷十户赋，卷十一至卷十七建置，卷十八至卷二十古迹，卷二十一经籍，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金石，卷二十四封建，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九职官，卷三十至卷三十二选举，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宦迹，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七列女，卷四十八遗文，卷四十九遗诗，卷五十杂缀。卷首有序、凡例十四则、修志姓氏、图考、圣制、宸翰。此志体例完备，叙述亦详。其可称之处有二：一是规模博大，内容宏丰，考证精审；二是文献著作专立“经籍”一门，对事迹无考者，亦按著述而附见，并依据范成大《吴郡志》体例，凡与诗文有关的掌故，附于各门，其余则入“遗文”、“遗诗”，“稗官”、“绪论”等，皆归入杂缀。惟学校，没有专立门类而附于建置，欠妥。

胡德琳，临桂县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三十五年任东昌府知府，四十年去，四十二年复任。永年字书昌，历城县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生而好学，尝弃产营书，凡积五万余卷，乃约曲阜桂馥，筑借书园于历城，以开图书外借之始；其终生虽好学而不著书。按本志沿革，东昌在汉时为东郡、鲁郡、清河、平原四郡地，唐为博、魏、贝等州地。元始置东昌路，明洪武时改为府，清仍之。此志修时，领州县凡十四。府志创于明永乐时，万历二十八年王命爵又修府志二十二卷。此志继万历《王志》重纂，按德琳序谓：“于康熙五十年孙公元衡，欲延卫园先生刘淇修之，以忧去不果，后金公启洛又修之，稿垂成而去任，稿亦旋散。”据此则此志为《万历志》后首成之书也。按其体例，卷首列总纪一篇，杂撮历代故实，摭拾皆琐事，卷末又有杂缀一篇，实与总纪无异，而缀致琐细尤繁，如此编法，殊无伦次。地理志所记山川，未详源委，古迹、陵墓亦未引征考证，颇多讹误。惟经籍、金石二门，著录郡人著述碑志文字颇多，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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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乾隆《东昌府志》五十卷，胡德琳修、周永年纂，成书并刊刻于乾隆四十二年，是清代地方志体系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府志典籍。全志体例完备、考据严谨，既系统呈现了东昌府的历史沿革、地理形胜、政治建置与社会风貌，也集中体现了乾隆中后期官方修志的学术取向与文化理想。本文以该刻本为中心，从修纂背景与成书过程、体例结构与内容特色、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版本流传与文化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力求全面揭示其在清代地方文献中的独特地位。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到此志不仅是一部地方行政与文化的总汇，更是研究清代区域社会、制度运行及学术传统的重要窗口，至今仍对历史学、方志学及地方文化研究产生持续影响。

一、修纂背景与时代语境

乾隆时期是清代政治相对稳定、文化高度繁荣的阶段，官方对地方志修纂尤为重视。乾隆帝多次下诏强调“修志以存信史”，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府、州、县志的系统编纂。东昌府作为山东腹地的重要行政区域，其志书修纂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展开的。

胡德琳作为修志官，长期从事地方政务与文献整理工作，熟悉东昌府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他在主持修志过程中，注重资料的广泛搜集与甄别，强调以旧志为基础、以实录为依据，使新志既能继承传统，又能反映时代新貌。

周永年作为主要纂修者，学术素养深厚，精于考据之学。他在文字编纂与史料取舍上体现出乾嘉学派严谨求实的风格，使全志在叙事上条理清晰、在史实上尽量避免讹误。这种学术取向，使《东昌府志》在同类志书中尤显稳健。

乾隆四十二年刻本的完成，也与当时地方财政、刻书技术的成熟密切相关。木刻印刷工艺的普及，使得大部头府志得以较为完整、精美地刊行，为其后世流传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体例结构与内容特色

《乾隆东昌府志》共五十卷，体例上遵循清代府志的通行规范，又结合地方实际加以调整。全书以建置沿革、疆域形胜为纲，分设舆地、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多门类，形成系统而有层次的结构。

在地理与建置部分，志书详细记载东昌府所属州县的沿革变化、城池河道与交通要道。这些内容不仅反映行政区划的演变，也为研究清代区域经济与军事防御提供了重要线索。

人物与选举卷尤具特色，收录大量本地士人、官员及乡贤事迹。通过对科举出身、仕宦经历与道德评价的书写，展现了清代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与士绅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艺文志与杂记部分，则汇集诗文、碑记与掌故传说，保存了大量地方文化记忆。这些内容虽不完全等同于正史，却在补充历史细节、反映民间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

从史料价值看，《乾隆东昌府志》是一部综合性极强的地方文献。其所依据的档案、旧志、实录，多为当时第一手材料，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

在区域史研究中，该志对东昌府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生态的系统呈现，使学者能够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考察地方社会在清代的运行机制与变迁轨迹。

从方志学角度看，此志体现了乾嘉时期考据风气对地方志编纂的深刻影响。纂修者在引文、纪年与地名考释上的谨慎态度，成为清代中后期地方志的典范之一。

此外，该志还对研究清代政治制度、基层治理及士绅文化具有参考价值。通过职官志与政绩记载，可以窥见地方官员的职责分工与政务实践，弥补正史叙述的不足。

四、版本流传与文化影响

乾隆四十二年刻本作为《东昌府志》的定型版本，在清代及其后流传较广。其版式工整、刻工精细，反映了当时官方刻书的较高水准，也使该版本成为后世收藏与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环境中，此志常被地方学者引用，用以校勘地名、考证人物与重建地方史脉络。其权威性，使其在多种文献中被视为重要依据。

进入现代以来，随着地方文化研究与数字化整理的推进，《乾隆东昌府志》再次受到关注。学者通过整理、影印与数据库建设，使其内容得以更广泛传播，持续发挥学术与文化价值。

在文化影响层面，该志不仅是东昌地区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地方认同与文化传承的象征。它所呈现的地域精神与历史连续性，对当代地方文化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总结：

综上所述，《乾隆东昌府志》五十卷在修纂背景、体例结构、史料价值及文化影响等方面，均体现出清代中后期地方志编纂的成熟形态。胡德琳与周永年通力合作，使该志在继承旧志传统的同时，又展现出乾嘉学术的严谨精神。

作为一部兼具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的府志典籍，它不仅为研究东昌府历史提供了系统资料，也为理解清代地方社会与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参照，其影响至今未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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