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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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刘东【文字版_PDF电子书_】

内容简介：

本书以海洋为空间，考察了从高丽(918—1392)初期到末期，在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等中国王朝和日本、大食、琉球等国家的影响下，高丽周边海域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海洋在其中发挥的功能。

整个高丽时代，周边海洋较为开放，成为公私贸易和文化交流开展的舞台。通过与中国的贸易，高丽不断接受来自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器物，这些又通过商船传播到高丽境内各地。对于物资匮乏、农业水平低下的高丽来说，与中国的贸易是其接受先进文化的途径，而促成双方贸易的最大助力就是海洋。

作者简介：

李镇汉 1964年生，先后于韩国高丽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师从韩国高丽史研究大家朴龙云教授。现为高丽大学教授，曾任韩国历史研究会会长、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系主任、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早期主要研究高丽政治史，近期亦关注高丽对外关系史、中韩关系史、海洋史等。着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高丽时代对外交流史研究》《韩国对外关系与外交史(高丽篇)》《高丽前期官职与俸禄关系研究》《〈高丽图经〉译注》等，并在韩国、日本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所着《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已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

译者简介：

宋文志 北京大学朝鲜(韩国)语言文化系副教授。

李廷青 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博士毕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院研究委员，主要从事高丽史、钱币学研究。出版《海东青蚨：高丽铸币》(商务印书馆)等论着若干，另合译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韩国对外关系与外交史(高丽篇)》(香港三联书店)等，并参与《高丽史》《高丽图经》等古籍的校注工作。

目  录：

总序 高丽时代对外交流的变迁与海洋 1

一、引言 1

二、高丽初期的对外交流与海洋 6

三、高丽前期的对外交流与海洋 13

四、高丽后期的对外交流与海洋 31

五、高丽末期的对外交流与海洋 44

六、结语：高丽时代交流的空间———海洋 48

第一章 与五代十国诸政权的交流和贸易 54

一、时代特征 54

二、高丽与五代十国的“外交贸易”59

三、高丽与五代十国的文化交流 61

四、高丽初期的海上贸易与成宗时期贸易政策的变化 63

第二章 与宋朝的交流和贸易 67

一、对宋贸易及其特征 67

二、外交贸易 78

三、宋商往来与贸易 87

第三章 与契丹的交流和贸易 116

一、外交贸易 116

二、文化及技术交流与榷场 121

第四章 与金朝的交流和贸易 126

一、外交贸易 126

二、榷场贸易和边境贸易 132

第五章 与元朝的交流和贸易 135

一、外交贸易 135

二、对元私贸易的样貌和特征 147

三、元朝末期与汉人群雄的外交和贸易 166

第六章 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交流和贸易 168

一、与女真的贸易 168

二、与日本的贸易 175

三、大食国商人的高丽往来及贸易 180

四、与琉球及南洋各国的交流 183

第七章 与明朝的交流和贸易 186

一、与明朝的外交及朝贡问题 186

二、私贸易及使行贸易 196

参考文献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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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历史 海洋贸易 对外交流

摘要：刘东所著《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以高丽王朝与中国宋、元时期之间的海上往来为主线，系统梳理了东北亚海洋贸易网络的发展轨迹。书中不仅展现了高丽与中国之间频繁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也深入揭示了海洋在东亚文明互动中的重要地位。高丽通过海上航路连接登州、明州、杭州等中国沿海港口，在贸易互通中不断吸收中国先进制度、工艺与文化，同时也将本国特产、宗教文化和社会风貌传播至中国沿海地区。海上交流不仅推动了高丽社会的繁荣，也促进了宋元时期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全书以详实史料为依据，通过港口、商人、使节、僧侣等多重视角，呈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东亚海洋世界。透过海上交流的历史，可以看到中韩两国在长期文明互动中形成的深厚联系，以及海洋文明对区域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作用。

海洋贸易体系形成

高丽王朝建立之后，逐渐摆脱了早期政治动荡的局面，开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由于半岛地理位置特殊，高丽天然拥有沟通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的便利条件，因此海上贸易迅速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东在书中指出，高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不仅局限于官方朝贡体系，更形成了广泛的民间贸易网络。

宋代经济高度繁荣，沿海商业空前活跃，为高丽商船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良好条件。登州、密州、明州等港口成为双方贸易的重要节点。大量高丽商人往返于黄海与东海之间，将人参、松子、毛皮、金银器等物品运至中国，同时从中国购回丝绸、瓷器、茶叶和典籍。

随着海上航线逐渐成熟，高丽开始建立较为稳定的航海制度。官方对船舶建造、航海路线和港口管理进行规范，并设置专门机构处理海外贸易事务。书中多次提到高丽对于航海安全的重视，这反映出海上贸易已经深入国家治理层面。

高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并非单向流动，而是形成了互利共赢的格局。中国市场需要高丽特产，高丽社会则依赖中国先进的手工业产品和文化资源。贸易活动带来的财富促进了高丽城市发展，也增强了贵族阶层与商人集团的经济实力。

元代建立后，海上交流继续扩展。虽然战争与政治压力曾一度影响贸易秩序，但蒙古帝国统一欧亚之后，海上交通反而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空间。高丽在元朝海洋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港口成为连接东北亚的重要中转站。

书中还详细分析了海盗问题对贸易秩序的冲击。由于航路繁忙，部分海域盗匪活动频繁，高丽与中国都曾采取联合措施维护海上安全。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出经济利益的一致，也反映出双方长期形成的区域协作意识。

使节往来与政治关系

高丽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流不仅体现在商业领域，更深刻影响了双方政治关系。高丽历代统治者始终重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通过频繁派遣使节维持外交秩序。海路因速度较快、运输便利，逐渐成为重要的外交通道。

宋代时期，高丽多次派遣使臣前往中国朝贡，同时中国也向高丽派出册封使节。这些外交活动不仅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也伴随着大量文化与商品交流。使节团通常规模庞大，其中包括文官、翻译、商人以及僧侣，形成复杂的跨国交流群体。

刘东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外交礼仪的重要性。高丽在与中国交往时，既表现出对中原文明的尊重，又努力维护自身国家地位。双方围绕册封、贡品和礼制展开互动，从中能够看到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运行方式。

海上航线的稳定使双方外交联系更加频繁。高丽使节经常从礼成江出海，经黄海抵达山东半岛，再进入中国内地。航线虽然面临风暴与海难风险，但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有效提升了出使效率。

元朝时期，高丽与中国关系进入新的阶段。由于蒙古势力扩张，高丽被迫接受元朝宗主地位。虽然政治自主性受到影响，但双方海上交流并未中断。相反，高丽贵族与元朝皇室之间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加强了人员流动。

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因外交而产生的文化故事。一些高丽使臣在中国留下诗文，与宋元文人建立深厚友谊；部分中国官员也对高丽社会产生浓厚兴趣。这些跨国交往使海洋不再只是地理通道，更成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

文化传播与宗教互动

海上交流最深远的影响之一，体现在文化传播层面。高丽通过频繁接触中国文明，不断吸收先进文化成果，并结合本国传统形成独特社会风貌。刘东认为，海洋交通在文化互动中的作用，往往比陆地交流更加灵活与广泛。

儒学在高丽的发展便与海上交流密切相关。大量中国典籍经由海路传入高丽，推动了当地教育制度和官僚体系建设。高丽贵族子弟普遍学习汉文，以中国经典作为治国基础，这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播同样离不开海洋网络。许多高丽僧侣乘船赴中国求法，在天台宗、禅宗等佛教流派中进行学习。学成归国之后，他们将新的宗教理念带回高丽，对本土佛教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僧侣也曾前往高丽弘法，加强了宗教交流。

艺术与工艺的交流也十分活跃。高丽青瓷便是在吸收宋代瓷器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丽工匠学习中国制瓷技术后，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青瓷风格，其釉色优雅、造型精美，在东亚地区享有盛名。

文学交流同样值得关注。高丽文人普遍熟悉中国诗词与散文传统，并通过使节活动与中国文人唱和交流。书中引用大量诗文材料，展现出高丽知识阶层对于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海上交流还推动了民间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国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经由港口城市传入高丽，对贵族和城市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反过来，高丽特有的音乐、舞蹈与手工艺也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形成双向文化传播格局。

港口城市繁荣景象

海上交流的发展离不开港口城市的兴盛。刘东在书中对高丽与中国的重要港口进行了细致分析，展现出东亚海洋经济圈的繁荣景象。港口不仅是货物流通中心，也是人员往来与文化碰撞的重要场所。

高丽的碧澜渡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港口之一。这里聚集大量外国商船和使节团，形成繁华的商业街市。中国商人在当地经营丝绸、药材与书籍贸易，而高丽商人则积极向海外输出本国特产，港口经济因此快速发展。

中国沿海港口同样因高丽贸易而更加活跃。宋代明州和杭州拥有发达的海运体系，高丽商船频繁停靠，使这些城市成为国际贸易重镇。大量外国商人聚集于此，促进了中国海洋商业文化的形成。

港口城市的繁荣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造船业、仓储业、金融借贷以及航海服务业都因海上贸易而迅速壮大。书中提到，部分高丽港口甚至出现专门为外国商人服务的居住区，显示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由于人员流动频繁，港口逐渐形成多元文化氛围。来自中国、高丽、日本以及东南亚的商人和僧侣在港口相遇，不同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这种开放环境促进了思想传播，也增强了区域间的联系。

然而，港口繁荣背后也伴随着风险。台风、海难和疫病时常威胁航海活动，部分港口还因战争遭到破坏。尽管如此，海上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仍然推动各国不断修复港口设施，并努力维持航线畅通。

港口城市的发展最终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商人阶层地位不断提高，海洋意识逐渐增强，高丽与中国都开始更加重视海洋资源与海外市场。海洋不再只是边缘地带，而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空间。

总结：

《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通过大量史料与细致分析，全面呈现了高丽与中国之间长达数百年的海洋互动历史。无论是贸易往来、外交活动，还是文化传播与港口发展，都显示出海洋在东亚文明交流中的重要意义。高丽借助海上交通不断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与制度，同时也在交流过程中形成自身独特文明特色。

这部著作不仅揭示了中韩历史关系的深厚根源，也让人重新认识海洋文明在东亚历史中的价值。海上交流推动了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融合，更塑造了区域秩序与社会结构。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海洋互动，可以更加深入理解东亚世界长期形成的共同文化纽带与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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