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轮廓：从秦汉时期到戊戌维新》吕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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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轮廓：从秦汉时期到戊戌维新》吕澎【文字版_PDF电子书_】

内容简介：

这本小书试图用八个板块讲述两千多年的中华历史。这么小的容量显然不是挂一漏万的问题，而是太多的历史故事不能够在这样的篇幅中讲述。作者将中华史中的一些问题按照从秦汉直至辛亥前夕的时间顺序进行整理，内容涉及政治、制度、文化、文明交往等方面，以及20 世纪前夕出现的一些历史现象，让读者对历史上的重要节点有初步的了解与反思。

作者简介：

吕澎，艺术史学家，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着作有《欧洲现代绘画美学》、《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艺术——人的启示录》、《20 世纪艺术文化》(与易丹合着)、《现代艺术与文化批判》、《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与易丹合着)、《艺术操作》、《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20 世纪中国艺术史》等。

目  录：

Ⅰ

中国的历史被认为从“三皇五帝”开始，然而在不同的古书里，关于三皇五帝有不同的说法，很不统一。大致自公元前2070 年至前256 年，是所谓夏、商、周三代，目前的考古发现，只有从商代开始才有确实的物证——甲骨文和青铜器。据现有资料，“中国”一词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中，而汉语“中国”一词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演变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生活其中的先民自称“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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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秦通过战争统一了中国，从此秦始皇被“定于一尊”，之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巩固统一、扩展疆域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是思想。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是刘邦的治国理论，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在征战年月之后渴望安宁、休养生息的愿望。汉武帝刘彻在位(前140—前88)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非常成功，他显然意识到维持中央统治的方法是应该塑造人们的思想，他选择了儒家，故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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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元朝时，两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在宫廷的那类生活方式显然没有了。因为战争与掠杀，画家、诗人、学者离开杭州，迁移到无锡、苏州、扬州等地生活。政治上的压抑和权力的进一步丧失，连同野蛮的文化习性与龌龊的宫廷权术的控制，知识分子的心境朝着晚宋的内向性进一步发展。像苏轼早就使用了的象征与借喻自元代以后变得非常普遍。与自然紧密关联的梅、兰、竹、菊作为视觉形象的专门科目被反复表现，以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与道德情操。而这个历史时期的“复古”态度与其说是一种趣味，不如说是将其视为更为彻底的躲避与逃逸。文人们没有前方的概念，却有值得骄傲的过去，新的感受没有别的渠道去表达，就借助于历史，或者利用过去的笔墨与态度来迂回地抒发内心的复杂感受。画家们已经非常肯定绘画与真实的自然彻底分离，他们知道在笔墨和线条的功夫上就可以做趣味文章，不问自然、不问社会的习惯成为之后文化人的习惯。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正在走向复杂演变的同时，另一个文明发展力量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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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尽管《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已经认定了葡萄牙与西班牙试图瓜分世界的边界，但是，利奥十世(Leo Ⅹ)在1515 年11 月3 日发布的通谕中进一步明确：赋予葡萄牙发现、占领以及将要占领的土地——“从博哈多尔角(Bojador)到印度，不论位于何处，甚至是今天未知的地方”——的特许权，任何人在这个范围内贸易、捕鱼甚至航行，须经得葡萄牙国王的准许。可以想象，作为对这个特许权的回报，葡萄牙国王要为天主教向新领域的发展提供经费、建设教堂和派遣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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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3

Ⅴ

晚明的政治形势可以用一摊烂泥来形容。帮助皇帝的官僚和那些捍卫正统的士大夫总是受到排挤与打击，除非皇帝再次遭遇危机，那些有能力的官吏才有可能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这类典型的政治案例表现为东林书院的命运。1604 年，被朝廷革职多年的顾宪成(1550—1612)在朋友和士子们的协助下，合资修复了宋儒杨时的祠堂，他们建立书院用于讲学论道、着述出版。这些学者——重要的领袖还有高攀龙——开办书院的目的是矫正王阳明心学的空疏，尊重儒学经典，准确理解孔孟之道的精髓，不要因为误读而使儒家思想的传播与运用偏离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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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乾隆时期在政治上、军事上留下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台湾农民起义，加强对西藏的管辖等;歉收之年免去全国农民的租税;尤其是耗费巨资完成近8 万卷的《四库全书》，看上去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历史遗产。但是，当1799 年乾隆去世时，人们从他的宠臣和珅的家里查抄出8 亿两白银，而这时的政府的岁收也不过7 000 万两，即便这个数字减少到十分之一，也足以透露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日益严峻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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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在狄更斯描述中国的象牙球至《纽约时报》报道英国并没有因为《南京条约》的签署减少反而进一步肆无忌惮扩大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之间的十几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不断示弱和溃烂，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暴露、聚集并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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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之外皆蛮夷之地的顽固的观念被一次次与西方“蛮夷”的战争所否定和教训，强烈的震惊与愤怒很容易像火山一样骤然爆发。在1894 年7 月开始到次年4 月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作为纳贡藩属国的日本在海上击沉了中国军舰，这次战争似乎只有北洋舰队参与，在广东和福建的舰队因为保存实力没有参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大连与旅顺的炮台因日军的占领而失去作用。大多数历史学家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签署的《马关条约》(1895年)视为洋务运动或者自强新政失败的标志，实际上，之前中国因对越南(安南)的藩属控制权而与法国进行了战争(1883—1885)，并在战争与随后的谈判中失利; 1885 年缅甸在英国的怂恿下摆脱对中国的藩属地位而独立。这些已经充分呈现出由历史形成的制度性衰弱没有因为洋务运动而得到制止。的确，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在与列强博弈和战争中没有收获胜利，在不少旁观者看来，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就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对丁韪良说过的：“恐怕我们是在修补一把已经开裂的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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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 中华 历史

摘要：《中华帝国的轮廓：从秦汉时期到戊戌维新》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梳理了中国古代帝国从形成、发展到转型的漫长历程。作品以秦汉奠基为起点，以戊戌维新为时代转折，勾勒出两千余年政治结构、文化体系、社会秩序与思想观念的演变轨迹。书中不仅关注王朝更替与制度建设，更着重分析帝国运行背后的深层逻辑，揭示中央集权如何塑造国家形态，儒家文化如何成为社会共识，经济发展如何推动社会变迁，以及面对近代世界冲击时传统帝国所经历的危机与调整。通过对历史事件、制度创新和思想转向的系统梳理，作品呈现出中华帝国既保持延续性又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发展特点。全书既是对中国传统国家结构的深刻解读，也是对近代转型前夜社会面貌的全面审视，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视角。

帝国奠基与制度形成

秦汉时期是中华帝国轮廓正式确立的重要阶段。秦朝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通过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体系。虽然秦朝存在时间较短，但其开创的制度框架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发展方向。国家权力由中央向地方延伸，统一的政治秩序开始覆盖广阔疆域。

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与完善。统治者吸收前朝经验教训，逐渐形成兼顾集权与稳定的治理模式。郡县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央官僚体系不断成熟，国家行政能力显著提升。帝国不再只是军事统一的结果，而成为具有持续治理能力的政治共同体。

在这一过程中，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也成为帝国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军事驻防、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流，中原王朝不断扩大影响范围。不同地区、不同族群逐渐纳入统一政治体系之中，为后世多民族国家格局奠定了基础。

制度建设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延伸到社会管理层面。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以及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使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掌握人口和资源。帝国由此获得稳定运行的物质基础，并形成长期延续的治理传统。

文化整合与思想建构

中华帝国能够长期维持统一，文化整合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政治统一的实现，文化认同逐渐超越地域差异。共同的文字系统、礼仪规范和历史记忆成为连接不同地区的重要纽带，使广阔疆域中的民众形成对国家的共同认知。

儒家思想在汉代获得官方认可后，逐渐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其强调秩序、责任和伦理关系，为统治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历代王朝虽然在政策上有所差异，但大多以儒家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

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统一。通过以经典知识为核心的人才选拔机制，帝国培养出庞大的士人群体。这些士人不仅承担行政职能，也成为传播文化和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文化整合并非单向灌输，而是在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思想相互影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宋明时期理学兴起，更是推动传统思想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帝国文化因此展现出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创造能力。

历史书写也是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记》到历代正史，国家通过记录过去塑造集体记忆。历史不仅成为知识积累的载体，也成为维系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使帝国精神得以跨越时代传承。

社会发展与经济演进

在长期统一环境下，社会经济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农业生产始终是帝国经济的核心，水利工程建设和耕作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稳定的粮食供给支撑了人口增长，也为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创造了条件。

唐宋时期经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市场网络不断扩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商业活动突破地域限制，各地形成紧密联系的经济体系。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也改变了帝国整体的发展格局。

手工业的发展同样体现出社会活力。丝织、陶瓷、冶铁等行业达到较高水平，不仅满足国内需求，也通过贸易走向世界。中国制造的产品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商品，展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优势。

社会阶层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地主、商人、士人和农民之间形成复杂关系。财富积累推动社会流动，但同时也带来新的矛盾与挑战。历代政府需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和市场进一步扩张，帝国经济达到新的高度。然而传统体制在资源配置和制度创新方面逐渐显露局限。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开始积累，为后来的转型危机埋下伏笔。

近代冲击与维新转向

进入十九世纪后，中华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工业化国家凭借先进技术和强大军事实力进入东亚，传统秩序受到严重冲击。长期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帝国体系开始显现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

一系列战争和外交挫折暴露出制度层面的深层危机。传统行政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军事力量与经济结构也无法满足现代竞争需要。社会各界逐渐意识到，仅依靠旧有经验已无法解决现实困境。

洋务运动是帝国寻求自我调整的重要尝试。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兴办近代工业和建设新式军队，改革者希望增强国家实力。这一过程虽然取得部分成果，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的运行逻辑。

随着改革呼声不断高涨，维新思想逐渐兴起。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制度、教育体系和社会结构，希望通过更深层次的变革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思想界的活跃讨论反映出时代转型的迫切需求。

戊戌维新虽然时间短暂，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华帝国开始从传统治理逻辑转向现代国家观念的探索。尽管改革遭遇挫折，但其提出的问题和目标深刻影响了后续历史发展方向。

从秦汉到戊戌维新，中华帝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政治制度的建立、文化体系的形成、经济社会的繁荣以及面对危机时的调整，共同构成了帝国历史的基本轮廓。作品通过纵贯两千余年的观察，揭示出传统中国在延续与变革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发展逻辑。

这部著作不仅展现了王朝更替背后的深层结构，也呈现出中华文明强大的整合能力和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从统一帝国的诞生到近代转型的开启，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次变革都塑造着中国的发展方向。通过对这些关键节点的梳理，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以及传统帝国迈向现代国家过程中的艰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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