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海外中国研究)张勉冶【文字版_PDF电子书_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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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海外中国研究)张勉冶【文字版_PDF电子书_推荐】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封面图片

书名：马背上的朝廷
作者：[美]张勉治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董建中
出版日期：2019-10
页数：440
ISBN：978721423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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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作者简介：

张勉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学博士，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主要研究领域为16至19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目前主要关注盛清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物质文化。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政治史，译有《州县官的银两》《自贡商人》《君主与大臣》等。

摘要：张勉冶的《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以独特的视角切入清代政治史的核心，揭示了康熙与乾隆两朝频繁的南巡与东巡绝非简单的游乐消遣，而是清朝统治精英精心策划的权力展演与帝国整合工程。本书将巡幸视为一种流动的统治技术，通过皇帝亲临地方、检阅军队、接见汉官、祭祀圣贤等仪式化行为，满洲统治者成功地将自身塑造为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同时维系了八旗内部的凝聚力。作者张勉冶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巡幸如何成为协调满汉关系、强化边疆控制、重塑地方社会秩序的关键机制。这部著作不仅重构了十八世纪清朝政治运作的微观图景，更对“帝国建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理解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1、巡幸作为帝国技术

在《马背上的朝廷》中，张勉冶将康熙与乾隆的巡幸定义为一种高度自觉的“帝国技术”，而非传统史观所理解的君主个人嗜好或简单的行政巡视。这种技术根植于满洲统治者的游牧传统，却又被巧妙地嫁接到了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之中。皇帝离开京师，亲临帝国腹地与边疆，这一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静态皇权模式的挑战，使权力在流动中获得了更强的渗透力与威慑力。

巡幸的技术性体现在其精密的设计与多重功能的叠加。每一次南巡或东巡的路线、驻跸地点、接见对象、祭祀活动都经过礼部和内务府的反复推敲。皇帝在途中不仅要处理日常政务，更要通过特定的仪式与地方精英、普通民众进行互动。这种流动的朝廷实际上将中央权威直接投射到了每一寸国土之上，使远在千里之外的臣民能够亲眼目睹天颜，从而强化了帝国共同体的心理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张勉冶特别强调了巡幸对满洲内部统治结构的巩固作用。在巡幸途中，皇帝常常举行围猎、阅兵等活动，这既是八旗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满洲贵族与士兵忠诚度的检验。通过共享艰苦的旅途与军事演练，满洲统治集团内部的纽带得以加强，避免了因长期定居北京而导致的军事退化与身份模糊。巡幸因此成为平衡汉化趋势、保持满洲特性的重要手段。

2、满汉关系的调适

张勉冶对巡幸中满汉互动关系的分析堪称精妙。康熙与乾隆在巡幸过程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来面对汉人精英，其核心目标是在不触动满洲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政治支持与文化认同。皇帝在江南地区频繁参拜孔庙、祭祀明孝陵、接见著名文人，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对儒家道统的臣服姿态，意在消解“夷夏之辨”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

然而，这种文化上的亲近并未掩盖权力结构上的不平等。张勉冶指出，巡幸中皇帝对汉族官员的召见往往伴随着严密的监控与试探。江南地区的汉族士绅虽然获得了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承受更为严苛的忠诚检验。巡幸途中设立的密折制度与情报网络，使得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中央的监视之下，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法有效地驯化了汉族精英阶层。

更为深刻的是，巡幸还重塑了满汉之间的空间关系。当皇帝率领庞大的满洲扈从队伍进入江南腹地时，原本属于汉人文化核心区的地域被临时性地“满洲化”了。沿途的驻防旗营、满语翻译、满洲饮食与服饰的展示，都在提醒着汉人臣民谁是帝国的主人。张勉冶认为，这种空间上的权力展示比任何文字诏令都更具冲击力，它使满汉之间的等级差异变得可见、可感，进而内化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3、地方社会的重塑

巡幸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临时性的政治表演。张勉冶通过详尽的史料考证，展示了每一次南巡如何引发沿线地区的深刻变革。为了迎接圣驾，地方政府需要修建行宫、整修道路、整治河道、储备物资，这些工程往往耗资巨大，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皇帝驻跸期间颁布的减免赋税、赦免罪犯、旌表节孝等恩典，更是直接改变了地方社会的利益格局。

然而，这种“恩典”背后隐藏着沉重的代价。张勉冶毫不避讳地指出，巡幸给地方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地方官员为了讨好皇帝，往往超额征派民夫、摊派物资，导致百姓苦不堪言。江南地区流传的民间歌谣与笔记中，充满了对巡幸扰民的抱怨。皇帝虽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某些情况下惩治贪官、减免赋税，但巡幸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奢靡与浪费却难以根除。

更为关键的是，巡幸成为中央政权重塑地方权力结构的契机。皇帝在巡幸途中可以直接干预地方官员的任免，提拔那些在接待中表现突出的官员，贬斥那些失职或不敬者。这种“现场考核”机制打破了常规的官僚晋升程序，使地方官员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迎驾准备中。张勉冶认为，巡幸实际上创造了一种“例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中央权力可以不受常规制度的约束，直接渗透并改造地方社会。

4、帝国认同的建构

《马背上的朝廷》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在于对巡幸如何建构帝国认同的深入剖析。张勉冶指出，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合法性始终面临挑战。巡幸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手段。通过在不同地区展示不同的文化面孔——在蒙古地区强调游牧传统，在江南地区彰显儒家文化——清朝皇帝成功地将自身塑造为多元帝国的共同君主。

这种认同建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灵活性。在巡幸途中，皇帝不仅接见汉族士大夫，还频繁召见蒙古王公、西藏喇嘛、回部首领。每次会见都伴随着盛大的宴会、赏赐与盟誓仪式，这些活动在视觉与情感上强化了各少数民族精英对清朝的忠诚。张勉冶特别强调了“共享旅途”的意义：当各族首领随同皇帝一起行进、狩猎、宴饮时，他们实际上被纳入了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的流动共同体之中。

通过巡幸，清朝还成功地将边疆地区纳入了帝国的叙事体系。康熙与乾隆多次巡幸东北、蒙古、西北等地，并在这些地区立碑铭文、修建寺庙，将清朝的武功与文治刻入地理空间。张勉冶认为，这些巡幸活动实际上是在书写一部“帝国地理志”，它将原本分散的、异质的区域整合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记忆与政治归属的“大清帝国”。这种认同建构的深远影响，甚至延续到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

总结：张勉冶的《马背上的朝廷》以其独到的理论视角与扎实的史料功夫，为我们理解清朝统治的复杂性与灵活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本书将巡幸从传统历史书写中的边缘话题提升为理解帝国治理的核心线索，揭示了一种流动的、表演性的、高度仪式化的权力运作模式。这种模式既继承了中原王朝的礼制传统，又融入了满洲自身的游牧智慧，最终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帝国建构方案。

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理论盛行的今天，本书所探讨的“流动的帝国”命题具有超越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并非依靠单一的制度或文化模式，而是需要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之间进行持续的调适与整合。巡幸作为一种“在路上”的统治技术，恰恰体现了这种调适的动态性与创造性。对于任何关心中国历史与现实治理问题的读者而言，这部著作都是一次极具启发性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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