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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引言 亲爱的读者,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又见面了。我将要叙述20世纪后半期新中国成立后的评剧了。谢天谢地,评剧由于它善于反映现代生活,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并在当初派了不少延安来的艺术家投入其中,帮助评剧创作出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使其流行全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1955年,中国评剧院在北京成立,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化部给她制定了“实行三并举,并以现代戏为主的示范性剧院建院”的方针。从那以后,评剧果真以革命现代戏为主屹立于首都舞台上。她深受群众欢迎,艺术也得到发展,出现了花脸、老生行当,盛极一时,流传全国,从此形成评剧艺术有别于其他剧种的特征;尽管以演现代戏为主,评剧仍是中国戏曲百花中的一种,仍按戏曲发展规律向前发展。编纂人员:周育英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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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艺苑巡礼丛书》中极具分量的学术著作,《评剧新史略》以宏阔的史学视野与严谨的考据功夫,重新梳理了评剧从草台乡野到都市舞台的百年流变。本书不仅系统勾勒了评剧艺术在唱腔、剧目、表演程式上的演进脉络,更将剧种命运置于社会转型与文化政策交织的坐标系中加以审视。作者通过对成兆才、白玉霜、新凤霞等关键人物的深度剖析,揭示了评剧如何从民间小调蜕变为全国性大剧种的内在逻辑。这部著作既是对传统戏曲史书写范式的一次突破,也为当代戏曲传承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历史镜鉴。
一、剧种源流与历史分期
《评剧新史略》开篇便以扎实的史料考证,将评剧的起源时间定位于清末民初的冀东农村。作者指出,莲花落与蹦蹦戏的合流并非简单的曲种叠加,而是民间艺术在特定经济形态下的自发重组。书中详细记载了唐山落子时期,金开芳、月明珠等艺人如何将方言俚语转化为具有韵律美的舞台语言,这一过程充满了草根艺术的创造性智慧。
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作者突破了以往以政治事件为断代标准的惯例,转而以艺术本体变革为尺度。从“拆出戏”到“平腔梆子戏”的过渡,被解读为评剧从叙事性说唱向戏剧性表演的质变。书中特别强调,1930年代评剧进入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后,其演出形态发生的“剧场化”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改变了表演空间,更重塑了观众的审美心理。
对于建国后的评剧发展,本书采取了辩证的审视态度。一方面肯定新编历史剧《杨三姐告状》等作品在主题深化上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度政治化对艺术本体的伤害。作者通过对1950年代“戏改”运动中评剧剧目被反复修改的个案分析,揭示了艺术规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博弈。
二、音乐体制与唱腔革新
评剧音乐体系的核心在于“板腔体”的成熟过程,本书对此进行了技术性的精细解剖。从早期莲花落的“喇叭牌子”到成兆才创造的“正调”系统,再到倪俊声等人发展的“反调”,作者清晰地绘制出评剧声腔的进化图谱。书中特别分析了“慢板”与“垛板”在叙事功能上的差异,前者长于抒情,后者善于说理,这种二元结构构成了评剧音乐表现力的基石。
唱腔革新是评剧艺术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本书着重论述了白玉霜对“大悲调”的改造。通过将河北梆子的哭腔与评剧本土音调融合,白玉霜创造出的新腔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又具备了都市剧场需要的戏剧张力。作者还注意到,新凤霞在《刘巧儿》中运用的“疙瘩腔”技法,实际上是对传统咬字方式的科学改良,这种改良使得评剧唱腔更符合普通话的语音规律。
伴奏乐器的演变同样被纳入研究视野。书中指出,从最初只有一副竹板、一面小锣的简陋编制,到加入板胡、二胡、笛子等民族乐器,再到吸收西洋管弦乐元素,评剧乐队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中西音乐碰撞的缩影。作者特别提到,1950年代“三大件”(板胡、二胡、扬琴)的确立,标志着评剧伴奏体系进入了标准化阶段。
三、代表剧目与文学价值
《评剧新史略》对经典剧目的分析,重在揭示其文学性与剧场性的统一。成兆才创作的《杜十娘》被评价为“用最土的语言说出了最深的道理”,剧中李甲与杜十娘的情感纠葛,实际上是对封建伦理的尖锐批判。作者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唱词,发现早期演出本中大量存在的即兴发挥,恰恰是评剧文学最具活力的部分。
现代戏创作是本书论述的一个重点板块。以《小女婿》为例,书中分析了该剧如何通过“订亲”“抢亲”“退亲”三场戏的戏剧结构,将婚姻自主的主题转化为可视化的舞台冲突。作者特别赞赏该剧对“田喜”这个农村青年形象的塑造,称其“既有泥土气息,又不失理想主义光芒”。这种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把握,使得评剧现代戏超越了简单的宣传功能。
对于传统戏的整理改编,本书提出了独到见解。作者认为,《秦香莲》之所以能成为评剧经典,关键在于其将包公戏中的“清官”叙事与家庭伦理剧的“弃妇”叙事进行了完美嫁接。书中还指出,1980年代复排的《花为媒》,通过强化张五可的个性色彩,成功地将才子佳人故事转化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寓言,这种改编策略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四、传播路径与当代困境
评剧的传播史是一部从冀东走向全国的文化扩散史。本书详细考证了三条主要传播路径:沿铁路线向东北迁移的“奉天落子”支系,沿运河向京津发展的“京评剧”支系,以及南下上海后形成的“海派评剧”。作者发现,评剧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十年间完成全国布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移步不换形”的适应能力,既保持核心唱腔,又吸收各地民间音乐元素。
当代评剧面临的困境,在本书中被归结为“剧场性危机”与“传承链断裂”的双重挑战。作者通过对比1950年代与2010年代的演出数据指出,评剧观众群体的老龄化速度远超其他剧种。书中还披露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目前全国能完整演唱评剧传统剧目的艺人不足百人,且平均年龄超过六十五岁。这种人才断层直接导致了剧种表现力的萎缩。
面对困境,本书提出了“活态传承”的解决方案。作者认为,评剧的复兴不能依赖博物馆式的保存,而应回到“为观众而演”的本源。书中列举了天津评剧院与天津音乐学院合作培养“评剧作曲”专业人才的案例,以及唐山“评剧进校园”活动中学生自编自演现代戏的实践,这些探索虽然规模有限,却为剧种存续提供了可能性路径。
总结:纵观《评剧新史略》全书,其最大贡献在于打破了戏曲史研究中“重京昆轻地方”的偏见,将评剧这一民间剧种提升到了与国剧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作者以“大历史”与“小细节”相结合的书写策略,既呈现了评剧百年沧桑的宏观图景,又保留了诸多鲜活的艺术细节。这种研究范式对于理解中国戏曲的多元生态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在文化全球化与数字媒体冲击的当下,评剧的生存境遇折射出传统艺术普遍面临的挑战。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为当代戏曲从业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艺术基因图谱”。当我们重新审视评剧从莲花落到评剧的蜕变历程时,或许能够从中汲取应对变革的智慧:真正的艺术生命力,永远扎根于与时代共振的创造性转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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