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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绪论 文学批评史是按照一定的文学观、历史观,通过批评史资料而建构起来的一种知识体系。 韦勒克曾对“文学批评”的含义作过广义和狭义两种区分。广义的批评“主要是指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近代文学批评史·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狭义的批评“是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重点是在对它的评价上”(《批评的诸种概念》,第4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编纂人员:赖力行, 李清良出版单位:湖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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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部系统梳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发展脉络的学术著作,其价值不仅在于呈现了从先秦至近代的批评思想演进,更在于揭示了文学批评与社会思潮、文化语境之间的深层互动。该书以时间为经,以流派为纬,将孔子“兴观群怨”、刘勰“神思”说、严羽“妙悟”论等核心命题置于历史坐标中重新审视,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从依附经学到独立自觉的嬗变轨迹。作者通过考辨文献、钩沉思想,勾勒出“诗言志”“文以载道”“意境说”等范畴的生成逻辑,并着重剖析了佛教、理学等外部因素对批评话语的影响。全书既注重宏观的史学建构,又精于微观的概念辨析,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激活了古典文论的当代意义,为理解中国文学精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认知框架。
一、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
《中国文学批评史》开篇便以宏阔的史学视野,将中国文学批评的源头追溯至先秦时期。作者指出,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论断,不仅确立了诗歌的社会功用,更奠定了儒家诗教的核心范式。这一时期的批评思想虽依附于经学与政治伦理,却孕育出“赋比兴”“温柔敦厚”等影响深远的批评范畴,为后世理论发展埋下了伏笔。
两汉时期,随着《毛诗序》的成篇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文学批评开始从经学注疏中分化出独立意识。书中详细辨析了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与王充“疾虚妄”的创作主张,揭示出汉代批评家如何在政教功用与审美追求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张力贯穿全书,成为理解批评史演进的隐性线索。
魏晋南北朝堪称中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作者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分析了刘勰《文心雕龙》的体系性建构,指出其“神思”“体性”“风骨”等概念如何将创作心理学、文体学与批评标准融为一体。同时,钟嵘《诗品》对诗人品第的划分与陆机《文赋》对艺术思维的探讨,共同标志着批评话语从伦理附庸向审美本体的转向。
二、核心范畴的深度阐释
“意境”作为中国美学最高范畴之一,在书中得到了多维度的透视。作者追溯了“意境”从王昌龄《诗格》的初步界定,到皎然“取境”说的深化,再到王国维“境界”说的集大成,完整呈现了这一范畴的生成历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将意境论与佛学“境由心造”的思想相联系,揭示了外来文化如何激活本土批评概念的内在机理。
“文道关系”的演变同样是全书着力剖析的议题。从韩愈“文以贯道”到周敦颐“文以载道”,再到苏轼“道可致而不可求”,作者细致梳理了唐宋古文运动中文学形式与道德内容之间的辩证互动。书中强调,宋代批评家对“理趣”的推崇,实质上是对“道”的审美化改造,使说理诗获得了独特的艺术合法性。
“神韵”与“性灵”的论争构成了明清批评史的主旋律。作者通过对王士禛“神韵说”与袁枚“性灵说”的对比研究,指出前者追求含蓄空灵的审美理想,后者强调个性情感的真诚表达,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同反映了文人阶层对艺术独立价值的自觉维护。这种二元张力在晚清“诗界革命”中进一步激化,催生了现代批评意识的萌芽。
三、批评方法的多元呈现
《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方法论层面展现了惊人的丰富性。作者首先梳理了“知人论世”传统的演进,从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朴素主张,到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史学批评,揭示出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本土的深厚根基。这种批评路径强调文学作品与时代背景、作者生平的血肉联系,构成了中国文论的重要特色。
形式批评的自觉则体现在对“格律”“声病”“章法”的精密分析中。书中以大量篇幅讨论沈约“四声八病”说、严羽“以禅喻诗”的悟入方式,以及金圣叹对小说叙事技法的评点。作者指出,这些看似琐碎的技法讨论,实则蕴含着中国批评家对文学形式内在规律的深刻洞察,与西方结构主义批评形成了有趣的跨文化呼应。
比较与阐释的方法在书中亦得到娴熟运用。作者常将不同时代的相似命题并置对照,如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风格类型学进行比勘,凸显出批评范畴的历史延续性与变异规律。这种纵向比较与横向参照相结合的研究策略,使读者得以窥见中国文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动态平衡。
四、文化语境的深层关联
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封闭的文本游戏,而是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潮、艺术门类密切互动的文化实践。本书着重分析了科举制度对批评标准的影响,指出唐代以诗赋取士催生了“诗格”“赋谱”类批评文本的繁荣,而宋代经义考试则推动了“理趣”说的流行。批评话语的嬗变,往往折射出权力结构对文学评价体系的塑造。
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为批评理论注入了多元思想资源。书中详细论证了佛学“空观”如何启发严羽“妙悟”说,道家“自然”观念怎样滋养李白“清水出芙蓉”的审美理想,以及理学“格物致知”如何渗透进朱熹的“讽诵涵泳”阅读法。这种跨哲学视角的考察,避免了将文论简化为纯粹文学问题的偏狭。
书画、音乐等姊妹艺术与文学批评的相互渗透,构成了另一条精彩线索。作者以谢赫“六法”与刘勰“六观”的对应关系为例,说明中国艺术批评中存在某种共同的“气韵”“骨法”等核心概念。这种跨媒介的批评范式,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域,更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艺道相通”的深层结构。
总结:
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全书,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将散落在浩瀚典籍中的批评话语编织成一部具有内在逻辑的“思想史”。作者没有满足于罗列人物与观点,而是着力揭示每个批评命题背后的文化动因与哲学根基,使读者得以理解“为何如此说”而非仅仅“说了什么”。从先秦的朦胧诗教到近代的体系建构,中国文论始终在“载道”与“缘情”、“复古”与“创新”的辩证运动中前行,这种动态平衡恰恰构成了其最独特的理论品格。书中对佛教、理学等外部因素的精细考量,更打破了将文学批评视为孤立领域的迷思,还原了其作为文化整体一部分的真实面貌。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这部著作的价值尤为凸显。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并非西方理论的简单附庸,而是拥有独立概念体系与问题意识的学术传统。无论是“意境”的审美超越性,还是“知人论世”的历史深度,都为回应现代文论中的形式主义与相对主义困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当然,任何史学书写都带有当下视角的投射,该书对某些边缘批评家的忽略、对近代转型的简略处理,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拓展空间。但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已然成为理解中国文学精神不可绕过的经典,其方法论启示与思想洞见将持续滋养未来的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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