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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正文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古装片、历史片和传记片就是中国电影青睐的选择,并在20世纪20年代的古装片热潮与抗战时期“孤岛”影坛的古装历史片创作潮流中蔚为大观。其中,尤以《西厢记》(1927)、《木兰从军》(1939)、《武则天》(1939)、《岳飞尽忠报国》(1940)、《清官秘史》(1948)等古装历史传记片获得较为成功的市场票房和较为重大的社会影响,并基本形成中国古装历史片的中国文明诉求及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的传统。编纂人员:章柏青内容时限:1949-2000出版单位: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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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下)》以深邃的历史目光与严谨的学术笔触,系统梳理了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后波澜壮阔的转型历程。从“第五代”导演的美学觉醒到市场经济的体制突围,从数字技术对影像本体的颠覆到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博弈,该书以全景式的视角揭示了电影作为艺术、产业与意识形态载体的多重嬗变。它不仅记录了胶片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跨越,更剖析了创作者在商业浪潮与文化使命间的艰难抉择。通过对重要流派、产业政策与代表作品的深入解读,本书勾勒出一幅充满张力与活力的中国电影当代图景,为理解中国电影如何在世界影坛确立独特坐标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石。
1、第五代的美学觉醒
《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下)》开篇便聚焦于“第五代”导演群体在八十年代掀起的艺术革命。这一代人带着对历史的反思与形式的狂热,以《黄土地》《红高粱》等作品彻底颠覆了传统电影的叙事语法。书中详细剖析了张艺谋、陈凯歌等人如何通过极致的影像造型与象征性符号,将民族寓言注入个人化的历史书写。这种对传统美学范式的反叛,不仅让中国电影首次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震动国际影坛,更在文化层面上完成了一次对集体主义叙事的祛魅。
书中指出,第五代的崛起并非孤立的美学事件,而是思想解放运动在电影领域的必然回响。他们从学院派教育中汲取了巴赞与戈达尔的养分,却将镜头对准了黄土地上的民族根性。这种“乡土现代主义”的创作路径,使得他们的作品既承载着对封建愚昧的批判,又饱含着对原始生命力的礼赞。然而,该书并未回避其局限:当这些导演逐渐进入体制核心,其早期的先锋性也在商业与权力的规训下发生了微妙变形。
随着《霸王别姬》等作品在艺术与商业上取得双重成功,第五代导演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身份转换。该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转型背后的深层逻辑——中国电影的美学觉醒,终究需要与产业化的现实土壤进行对话。这一代人的创作轨迹,实际上预示了中国电影此后三十年的核心命题:如何在艺术追求与市场规律之间寻找平衡点。
2、产业体制的艰难转型
九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产业最为困顿的时期,该书以大量史料还原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阵痛。面对电视普及与好莱坞大片的双重冲击,国产电影票房断崖式下跌,制片厂体系濒临崩溃。书中详细记录了1993年“电影发行体制改革”的启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制片、发行、放映三方利益的激烈博弈。这种体制的松动,虽然短期内造成了市场混乱,却为民营资本的进入撕开了口子。
书中特别分析了“合拍片”与“主旋律”两条看似矛盾的路径如何共同推动产业复苏。一方面,与香港、台湾地区的合拍模式带来了类型片制作经验,《英雄》等影片的全球票房成功证明了大片策略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五个一工程”等政策杠杆,为主旋律电影注入了商业化包装手段。这种“双轨制”的发展策略,使得中国电影在保持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逐步构建起初具规模的产业链条。
进入新世纪后,院线制改革与数字化放映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产业生态。《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下)》指出,2002年《英雄》开启的“国产大片”时代,本质上是资本、技术与国家意志共同合谋的结果。但该书也冷静指出,产业规模的急速膨胀带来了类型单一化与艺术性滑坡的隐忧。当票房成为唯一标准,中小成本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这种结构性矛盾至今仍在困扰着中国电影。
3、数字时代的影像革命
数字技术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颠覆性的,该书用专门章节探讨了这一技术变革如何重塑创作逻辑。从《疯狂的石头》的低成本数字拍摄到《流浪地球》的工业级视效制作,技术门槛的降低让更多青年导演获得了表达机会。书中对比了胶片时代与数字时代在拍摄流程、后期制作与发行方式上的根本差异,指出数字化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催生了“碎片化叙事”与“高密度剪辑”等新型美学风格。
然而,该书并未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它深入分析了数字技术带来的文化焦虑:当CGI特效可以轻易制造奇观,电影的“真实性”基础是否正在瓦解?以《捉妖记》《刺杀小说家》为例,书中探讨了虚拟拍摄技术如何改变演员表演与导演调度方式,以及这种改变对电影本体论的冲击。这种技术反思,使得本书超越了简单的产业史书写,触及了电影美学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流媒体平台的崛起正在重构电影的定义。该书敏锐地注意到,网飞等平台对中国电影的渗透,以及爱奇艺、腾讯视频等本土平台对院线窗口期的挑战。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得“院线电影”与“网络电影”的边界日益模糊。书中预言,未来的电影史书写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当观影场景从黑暗的影院转移到手机屏幕,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还能否维系?
4、全球化语境的文化博弈
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伴随着复杂的文化博弈过程。《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下)》以大量案例分析了“走出去”战略中的成功与挫败。从《卧虎藏龙》的奥斯卡神话到《战狼2》的国内票房奇迹,该书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化路径:一种是主动迎合西方审美猎奇心理的“东方奇观”策略,另一种则是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内核的“内循环”模式。这两种路径的张力,折射出中国电影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之间的摇摆。
书中重点剖析了“文化折扣”现象在跨国传播中的影响。当《你好,李焕英》等本土喜剧在国内引发观影狂潮,却在海外市场遇冷时,这暴露了中国电影在叙事模式与价值观念上的文化特殊性。该书指出,真正成功的跨文化传播需要找到“普世情感”与“民族表达”的结合点,而《流浪地球》系列在这一维度上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它用灾难片的全球通用类型框架,包裹了“集体主义拯救世界”的中国式价值观。
面对好莱坞的持续霸权,该书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中国电影通过“保护月”等政策手段为本土产业争取了成长空间,但长远来看,真正的竞争力来自于叙事能力的提升。书中以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说明如何通过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性改编,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辩证态度,或许正是中国电影在全球化浪潮中立足的根本之道。
总结:《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下)》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完成了对中国电影当代历程的深度解剖。它既是一部美学流变史,也是一部产业突围史,更是一部文化心理的变迁史。从第五代导演的先锋呐喊到数字时代的工业升级,从体制改革的阵痛到全球博弈的智慧,该书揭示了中国电影始终在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本土与国际的多重张力中寻找出路。这种动态平衡的脆弱性与可能性,恰恰构成了中国电影最动人的生命力。
全书最终落脚于一个核心命题:当中国电影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它是否也能贡献出与之匹配的原创性思想与美学体系?答案或许尚未明朗,但该书提供的系统性梳理与批判性思考,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它提醒我们,电影史不仅是影像的序列,更是民族精神在光影中的自我凝视与艰难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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