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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编辑说明 刘乾昌同志在本届修志之初即投身方志事业,曾任山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以来,他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各地的修志工作。并结合编纂实践刻苦钻研,辛勤耕耘,撰写发表了五十余篇研讨方志编纂的论文,约五十余万言,对若干编纂理论及业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且在方志界具有一定影响。正当修志事业蓬勃发展,编纂成果陆续问世之际,乾昌同志不幸于1988年1月病逝,这是我省修志事业的一大损失。编纂人员:刘乾昌编纂单位: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单位: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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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乾昌方志论文选》是一部凝结了作者数十年方志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学术力作,其内容横跨方志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编纂方法的革新、地域文化传承的深层剖析以及方志数字化转型的前瞻思考。本文旨在深入解读这部论文选的核心价值,通过系统梳理其理论贡献与实践智慧,揭示刘乾昌先生如何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创新的视角,为当代方志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文章将从方志理论的本体论思考、编纂实践的方法论突破、地域文化书写的独特路径以及面向未来的现代化转型四个维度展开,力图呈现这部著作的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读者将从中感受到一位方志学者对历史的敬畏、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远见,进而理解方志事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使命与担当。
1、方志理论的本体思考
刘乾昌先生在该论文选中,首先对方志学的根本属性进行了深邃的探讨。他并未停留在传统意义上“一方之全史”的简单定义,而是将方志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哲学与文化社会学视野中考察。先生认为,方志的本质不仅是对一地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客观事实的忠实记录,更是一种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地方知识”建构过程。这种建构深受编纂者所处时代、文化立场和认知框架的影响,因此方志文本本身就是历史语境与文化权力的交织产物。这一观点突破了单纯史料学的局限,将方志研究提升到了知识生产与权力叙事的高度。
在对方志功能的阐释上,刘乾昌先生着重强调了其“存史、资治、教化”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他批判了那种将方志仅仅视为资料汇编的狭隘看法,指出“存史”是基础,但绝非终点。真正的“资治”功能,要求方志必须提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经验总结与规律揭示,从而为地方治理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而“教化”功能,则通过筛选和呈现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与事迹,潜移默化地塑造地方认同与道德风尚。先生认为,这三者并非平行并列,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功能体系。
此外,先生还对方志学的学科独立性进行了有力辩护。面对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强势话语,他论证了方志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论体系与价值取向。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的时间与空间综合体,其方法论强调“横排竖写”、古今贯通,其价值取向则根植于服务地方现实发展的实用理性。这种本体论的澄清,为方志学在学术谱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也为后续的编纂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2、编纂实践的方法突破
在方法论层面,刘乾昌先生对传统方志编纂中的诸多疑难问题提出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针对长期以来困扰修志工作者的“详略失当”问题,他提出了“全局统摄、局部详实”的编纂原则。先生认为,一部优秀的志书必须具有清晰的逻辑层级,宏观上要把握住地方发展的主要脉络与关键节点,微观上则要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人物和数据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这种“点面结合”的手法,既避免了志书沦为枯燥的流水账,也防止了因过度渲染细节而导致的整体结构失衡。
在资料收集与甄别方面,该书选展示了先生严谨而务实的治学态度。他强调“资料为王”,但更强调“去伪存真”。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口述史料和实物证据,先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三重考辨法”:即通过文献互证、实地踏勘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式,对资料的来源、真伪和可信度进行层层筛选。他特别指出,对于相互矛盾或存疑的记载,不应回避或简单取舍,而应将不同说法并列呈现,并附上编纂者的考订意见,这体现了对历史真相的高度尊重。
刘乾昌先生还积极倡导“去公式化”的编纂风格。他批评了当时一些志书存在的“千志一面”现象,即过分追求体例的整齐划一,而忽视了地方特色的彰显。先生主张,在遵循基本编纂规范的前提下,应当鼓励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置篇目、调整叙事重点。例如,对于沿海地区,应突出海洋经济与对外交流;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则应强化民族文化与地域传统的书写。这种“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策略,极大地增强了方志的针对性、可读性与地方辨识度。
3、地域文化的深层书写
《刘乾昌方志论文选》的一个显著亮点,在于其对地域文化书写方式的深刻反思与重构。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传统方志在处理文化内容时,往往流于对名胜古迹、名人轶事的简单罗列,而忽视了文化作为“活态”传承的内在生命力。他提出,方志中的文化篇目不应是静态的“文化遗存清单”,而应是一部展现地方文化生成、演变、交融与创新的动态史。编纂者需要深入挖掘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因、经济基础与精神内核,从而揭示出地方文化的独特基因。
在具体操作上,先生特别关注“小传统”与“大传统”的互动关系。他认为,精英阶层所主导的官方文化(大传统)固然重要,但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承载的民俗、技艺、信仰(小传统)同样构成了地域文化的坚实根基。方志编纂应当打破“重官轻民”的偏见,将庙会、集市、方言、民歌、传统手工艺等民间文化形态纳入书写范畴。通过记录那些即将消逝的“草根”记忆,方志才能真正成为地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活字典”,而非仅仅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此外,刘乾昌先生还强调了地域文化书写中的“情感维度”。他反对那种冷冰冰的、纯客观的记述方式,主张编纂者应当带着对乡土的热爱与敬畏去书写。这种“有温度”的叙事,并非是要放弃学术的客观性,而是要在事实陈述的基础上,通过精选典型意象、描绘生动细节、注入人文关怀,让读者能够产生情感共鸣。先生认为,一部成功的方志,不仅要让人“知其事”,更要让人“感其情”,从而激发起读者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4、面向未来的现代转型
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刘乾昌先生在论文选中展现出了超前的时代洞察力。他早在世纪之交就预见到,数字技术将彻底改变方志的编纂方式、存储形态与传播路径。先生积极呼吁传统方志界拥抱“数字方志”理念,主张建立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库技术的方志信息平台。这种平台能够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乃至三维模型等多种信息载体进行整合,实现方志内容的立体化、可视化呈现,从而极大地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在探讨方志服务社会的功能时,先生提出了“活化利用”的现代理念。他批评了那种将修成的志书束之高阁、仅供少数研究者查阅的封闭做法,主张方志必须“走出书斋、服务大众”。先生设想,未来的方志应当与地方旅游开发、城市规划、文化创意产业紧密结合。例如,通过开发方志主题的APP,让游客在游览古迹时能够即时获取相关历史信息;或者利用方志中的物产记载,为地方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供历史依据。这种“以用促修”的思路,为方志事业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最后,刘乾昌先生对方志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认为,未来的方志工作者不能仅仅是“文字匠人”,而应是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除了扎实的历史学、文献学功底外,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乃至传播学知识。先生特别强调,编纂者必须具备“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大数据工具进行资料挖掘与分析,并能够运用新媒体手段进行成果推广。这种对人才素质的前瞻性规划,为方志学的学科建设指明了改革方向。
综上所述,《刘乾昌方志论文选》不仅是对过往方志理论与实践的一次系统总结,更是对未来方志学发展路径的一次深刻启迪。它让我们看到,方志学绝非一门故步自封的“死学问”,而是一门能够与时代共振、与社会同行的“活学问”。刘乾昌先生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时代嗅觉,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方志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记录走向创造的宏伟蓝图。这部论文选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彰显。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重读《刘乾昌方志论文选》,我们更能体会到一位学者的拳拳之心。他对方志本体的深刻反思,是对学术尊严的坚守;他对编纂方法的锐意革新,是对实践难题的回应;他对地域文化的深情书写,是对乡土记忆的挽留;他对现代转型的积极拥抱,则是对未来责任的担当。这部著作所蕴含的智慧,不仅为专业方志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所有关心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历史、把握当下、展望未来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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