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发展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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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编写说明 历史就像一艘船，装载着人们的记忆驶向未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60华诞之际，我们编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发展史》，旨在回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60年来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历程，总结办学经验，提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术思想精髓和特色，发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术传统，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社会服务意识，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国内外兄弟法律院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科建设更上一个台阶，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事业进步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为实现“建设受人尊敬的法学院”的目标迈出新的步伐。编纂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发展史编写组出版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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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发展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史。该院史不仅详实记录了从延安走来的红色法学脉络，更系统呈现了其作为中国法学教育“工作母机”的卓越贡献。从奠基时期的筚路蓝缕，到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创新，再到新时代的全球视野，人大法学院始终引领着中国法学学科的体系构建与范式革新。这部史册以学科建设为经，以人才培养为纬，深刻揭示了法学知识生产与国家法治建设的互动关系。它不仅是对过往辉煌的追忆，更是对未来法学教育方向的深刻洞察，展现了人大法律人“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与“法治天下”的崇高理想。透过这部厚重的学科发展史，我们得以窥见中国法学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壮阔历程。

1、红色基因与学科初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37年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陕北公学。这一时期的法律教育，带有鲜明的革命底色，旨在为根据地政权培养急需的司法干部。院史详细记载了这段充满激情的岁月，强调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育理念。这种红色基因不仅奠定了人大法学院的政治站位，更塑造了其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传统。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早期的法律教育者们依靠简陋的条件，编写讲义，开展教学，播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种子。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法律系随之组建，标志着新中国法学正规教育的开端。院史指出，建系初期，人大法律系承担了为国家建立全新法学教育体系的重任。苏联法学专家的引进、教研室制度的建立、以及《国家与法权理论》等核心课程的开设，都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中国法学教育的模式。这一时期，虽然深受苏联法学影响，但人大法律人并未完全照搬，而是努力探索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路径，为“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发展埋下了伏笔。

然而，学科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院史以客观的笔触记录了“文革”期间法学教育遭受的严重破坏。人大法律系曾一度停办，教师队伍星散，图书资料流失。这段曲折的历史，既是学科发展的巨大挫折，也是其坚韧生命力的试金石。正是在这种极端困境中，许多学者依然坚持学术思考，为后来的学科重建保存了宝贵的火种。这段经历，让人大法学院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法治对于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意义。

2、理论创新与体系构建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人大的法学学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院史重点阐述了这一时期法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以佟柔先生为代表的民法学者，率先提出“商品经济学”理论，为《民法通则》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基础。与此同时，高铭暄、王作富等刑法学家，系统构建了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其主编的《刑法学》教材影响了几代法律人。这些理论创新，标志着中国法学开始摆脱苏联模式，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人大法学院无疑站在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前沿。

在学科体系构建方面，人大法学院展现了其作为“工作母机”的引领作用。院史详细介绍了宪法学、法理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等各个二级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每一个学科的成长，都伴随着一批标志性教材的出版和学术团队的成熟。例如，许崇德教授对宪法学体系的奠基性贡献，孙国华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深入阐发，都成为学科史上的重要篇章。这种全面而均衡的学科布局，使得人大法学院能够为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

进入21世纪，人大法学院的学科建设进入了精深化与交叉化的新阶段。院史展示了其在知识产权法、环境法、社会法等新兴领域的开拓性工作。更值得关注的是，该院率先倡导并实践了“中国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通过组织“中国法学创新论坛”等高端学术平台，人大法学院团结全国法学界，共同反思西方范式，提炼中国经验。这种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自己讲”的学术自觉，是其学科发展史上最具时代价值的理论贡献。

3、人才摇篮与学术传承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大法学院数十年如一日的光荣使命。院史用大量篇幅记录了其人才培养模式的演进。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到后来的“通识与专业并重”，再到当下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人大法学院始终在探索最优的育人路径。其培养的数十万名毕业生，遍布中国立法、司法、行政、律师、企业及学术界，成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许多法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大法官、大检察官，都曾在此聆训，这份校友名单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法治史。

学术传承是人大法学院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院史生动描绘了“传帮带”的优良传统：老一辈学者甘为人梯，提携后进；中青年学者锐意进取，勇挑重担。这种代际之间的知识传递与精神感召，形成了独特的学术共同体。从“八大教授”的传奇，到如今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薪火相传的不仅是学问，更是“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和“法治天下”的职业操守。这种传承机制，确保了人大法学院在任何时代都能保持强大的学术创造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大法学院的人才培养视野不断拓宽。院史记载了其与哈佛、耶鲁、牛津等世界顶尖法学院建立的深度合作项目。通过“中欧法学院”等合作办学平台，以及大量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学生得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锤炼专业能力。同时，学院也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法学人才，鼓励学者和学生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讨论。这种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教育理念，使得人大法学院培养的人才既懂中国国情，又具全球视野。

4、智库功能与社会服务

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人大法学院始终将服务国家法治建设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院史详细记录了其作为国家级立法智库的突出贡献。从1954年宪法到历次宪法修正案，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从《刑法》到历次刑法修正案，人大法学院的学者深度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法律的起草与论证工作。他们的专业意见，往往直接转化为国家法律条文，深刻影响着亿万民众的生活。这种“顶天立地”的学术品格，是其区别于一般学术机构的根本所在。

除了立法参与，人大法学院在法律解释与司法改革方面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院史展示了其学者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担任专家咨询委员，参与司法解释制定、疑难案件论证的生动案例。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员额制改革等重大司法体制改革中，人大法学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方案设计。此外，学院还通过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等年度蓝皮书，持续跟踪评估中国法治进程，为决策者提供客观、权威的参考。

面向社会大众的法律服务与普法教育，同样是人大法学院学科发展的重要维度。院史记载了其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等公益项目，以及通过媒体、讲座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的努力。在“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学院师生总是活跃在普法第一线。这种将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的传统，使得人大法学院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中心，更是法治信仰的传播者。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法学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更是经世致用的实践之学”。

总结：纵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发展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学院从无到有的成长轨迹，更是一部中国法学现代化进程的缩影。从延安窑洞里的革命法政教育，到如今跻身世界一流法学院的宏伟目标，人大法学院始终与国家法治命运同频共振。其学科发展的每一次飞跃，都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法治需求的变迁，也凝聚着一代代法律人的智慧与心血。

这部史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证明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法学发展的根本路径，证明了传承与创新并重是学科永葆活力的源泉，更证明了服务国家战略是学术机构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高境界。面向未来，人大法学院必将继续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为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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