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边疆卷 三 口北三厅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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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序言边疆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域层面而言，是指国家毗连边界线、与内地(内陆、内海)相对而言的区域。一般而言，历史上中国的边疆是在秦统一中原、其重心部分形成之后确立的，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相应地，中国的边疆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并与国家和边疆的安危息息相关。从近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过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国家边界沿革的考订、边疆民族发展的著述等，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在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一些朝廷的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近代国际法的领土主权原则，与蚕食我国领土的列强势力相对抗。黄遵宪、曾纪泽等都曾以“万国公法”为武器，在处置国家边界事务中与英、俄列强执理交涉。在边疆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将政治学、法学等与传统的史学、地理学等相互结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在国家与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又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国际法与政治学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之中，边政学的创立与研究、以现代学术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的全方位研究，是这次高潮的突出成就；研究内容也从边疆领土主权、历史地理扩展到民族、语言、移民、中外交通等领域。与此同时，边疆考察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愈益受到重视。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实现了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国史学研究向现代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变，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兴未艾。继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带来边疆学研究的三度兴起。此次研究高潮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盛于90年代，至今热度不减。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成立，这既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三度热潮的产物，也进而成为国家边疆研究的前沿引领者。近30年来，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而且以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点，成为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对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已形成了从最初以中国近现代边界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近年，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已逐步形成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而为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模式。边疆中心所实施的应用研究，是以当代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紧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当代我国边疆现状研究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国边疆区域的发展现实，促使中国边疆现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学科定位：即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现状与历史不可分，现状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现状，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历史的和现状的综合性一体研究。通过对学科布局的适时调整，中国的边疆研究不断取得学科突破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进而尽快实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过渡。短期内，我国在中国边疆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必须明确主旨，并应该有大的突破。在深化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投入的力度，不断探索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发展的规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为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和变迁构筑理论体系，是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近30年来，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为中国边疆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未来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边疆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要理论层面的支撑。在中国古代历史疆域理论、历代边疆治理理论，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的发展规律、古代边疆民族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以及在近现代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等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构建我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需要尽快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包括边疆学学科的概念、界定与范畴，学科性质和功能，学科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建立以MLZY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数所大学以开设边疆学博士点为契机，也在加紧边疆史地学科的构建；一些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围绕边疆研究先后出现的相关学科命名有边疆政治学(边政学)、边疆史地学(边史学)、边防学、边疆安全学(边安学)等。但从学科层面看，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缺乏基本学科框架的规范系统论证。在诸如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及整体构建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研究；在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尽快拿出较为成熟的成果。同时，应注重学科理论建设与方法论的进一步开拓，在原有的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为主的基础上，扩展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突出边疆研究作为跨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特点与优势，不断加快学科建设步伐。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出版是并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组建不久的边疆中心在成果出版方面寻找出路的时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伸出了合作之手。一晃至今，双方精诚合作了20多年。先是以“边疆史地丛书”的形式，自1991年3月开始出版，截至2011年，先后有70余种边疆研究著(译)作面世。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持续有力地推动着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不断发展。如果说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方面成为学术前沿的引领者，那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以边疆研究成果的出版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出版社。在当前我国边疆研究氛围持续高涨的形势下，经边疆中心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努力，将以更为严格的科学态度、更为严谨的学风文风，共同出版水平更高的边疆研究著作。双方遂决定以“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的形式，由边疆中心组稿审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由“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近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校及解题”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两部分组成。前者共选出50种近代以来面世的我国边疆研究学术著述，在实施点校的基础上，做出导读性与研究性的解题，予以重新出版；后者选择50种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边疆研究的老一代知名学者、中年有为学者、年轻后起学者的著述，汇集出版。可以说，这些著作基本代表了目前我国边疆学研究的水平。同时，对1949年后有较大影响的边疆研究著述又进行了修订出版，特别是将新近的研究成果充实其中，使这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内容更加翔实、完整，更具学术价值。今天，中国边疆研究已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显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尚属开创之举，一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在目前“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二编100部著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努力开拓进取，组织更多边疆研究的优秀成果，继续出版三编、四编……为我国边疆研究的持续兴盛，为繁荣边疆的历史文化，为今天我国边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库”系国家出版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办大手笔支持我国的出版事业，本“文库”是无法面世的。在此，请允许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主编谨识初编序言一、“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入选典籍的成书背景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近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校及解题”，为清朝、民国时期稀见边疆名著的选辑，以及对这些入选名著的点校与解题。以往人们探讨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特别是考察近代中国士大夫与学者关注边疆事业，都以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为标志性事件。故编选近代边疆名著的时限也以鸦片战争为界，即鸦片战争之前为古代，之后为近代。但中国近世最高统治者、士大夫与学者群体关注具有近代意义上的边界、边境与边疆事业，大致始于18世纪后期，当时英国还没有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所以说，这种对边疆事业的关注并非像许多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来自于鸦片战争对中国官民的刺激。我认为，这种关注起初是与清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直接相关的，只是后来因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而激起了中国士大夫与学者的爱国之心，这种爱国之心又与此前的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相结合，于是便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边疆研究的高潮。因此，“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选入的近代稀见边疆名著，并不局限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从清朝中后期开始的。就中国近世学风衍变而言，17世纪40年代明朝灭亡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明清易代对汉族学者的内心冲击巨大，他们纷纷反恩明朝空疏的经学之风、“玄妙”的理学弊端，逐渐开始提倡实证一考据学风。关于明清两代学风之差异，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学者太田锦城(1765—1825年)有“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之叹。实际上，中国近世学者群体开始由经学一理学向实证一考据学的转变，在18世纪初期就已基本完成了。到了18世纪后期，常州士大夫庄存与转向今文经学的研究，标志着以常州为中心的今文经学派的诞生。该学派后经庄氏外孙刘逢禄的躬身实践与提倡，对学界与政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该学派的显著特征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谋求在儒学政治框架中注入变革的内容。因该学派倡导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崇尚客观ZY与实证ZY精神，故其学者不久便将这些入世学风、研究方法与学术精神投射到急需经世致用之学的边疆地区。18世纪后期，清帝国统一疆土的事业进入高峰，引起了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常州今文经学家龚自珍、魏源等的关注。对于清帝国重返帕米尔高原一事，龚自珍特作一首七律——《汉朝儒生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汉朝西海如郡县，葡萄天马年年见。匈奴左臂乌孙王，七译同来藁街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大和卓木后裔张格尔(1790—1828年)入侵南疆。时龚自珍刚出任内阁中书，于是马上撰就《西域置行省议》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用郡县制替代伯克制，以期探寻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方略。道光八年(1828年)，张格尔兵败被诛。翌年，龚自珍会试中试，朝考题目为《安边绥远疏》，他趁机将其深思熟虑的屯田固边之策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道光五年(1825年)，常州今文经学派中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魏源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请，编纂120卷本的《皇朝经世文编》。该书收集的文献为清中前期士大夫与学者的各种作品，规模浩大，对研究清代政治具有重要价值，为“当时对国内外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开端”。1831年前后，魏源编纂了14卷本的《圣武记》。该书之特色在于系统地记述了清初到道光朝中期的历次重大战役，特别是翔实地记录了清朝统一疆土的历次重大战役。从清朝中晚期以降，学者们开始关注与研究边疆问题，就常州今文经学派而言，其主要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该学派自身所具有的经世致用性格使然；二是内地人口膨胀，该学派主张向边疆移民；三是中华帝国重返帕米尔高原，激起了士大夫与学者的幽古之思与雄心壮志；四是清朝属国——浩罕内侵，以及张格尔叛乱等，引发了学者关注西域的热情。对此，美国学者艾尔曼一语中的：“客观ZY与实证学风在中国的出现，不是19世纪帝国ZY和鸦片贩子移植的突发性进步。”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海疆处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门户洞开；陆疆处于俄、英殖民者的铁炮火枪射程之内，或被鲸吞，或被蚕食，边疆危机频仍。魏源依托其边疆问题的先行研究优势，立即做出反应。首先，他于1841年依据林则徐委托他人所辑的描述外国地理、风物与历史的《四洲志》，参以中国的历代史志，编纂了《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年)成为百卷本。其次，他于咸丰元年(1851年)开始纂修《元史新编》一书，两年后告竣。嗣后，从19世纪40年代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一百多年间，中外关系问题，特别是边疆问题，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有关边疆地区的历史、政治、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文化、习惯等问题的论著与调查报告等，可谓汗牛充栋。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些作品不但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且具有很高的学理与学术价值，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借鉴价值。为了给相关研究者与关注边疆问题的人们提供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我们特选一些清朝中后期及民国时代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或学术价值的代表性作品，予以标点与适当注释，以供读者参考。二、“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编纂缘起促使我们动手编纂“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的缘由，主要是因为我国边疆及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派生的研究与解决边疆问题的紧迫性。我国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至今，业已持续了三十五六年，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举世瞩目，此不赘言。但成就有时与麻烦相伴而生，近些年来，我国边疆的内侧与外部，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仅就中国内部陆疆环境而言，随着社会经济差异的扩大，以往潜在的诸多边疆问题日益表面化。在海疆领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出于不同利益，周边各国对《公约》有不同解释。南海周边国家采用的有些手法则是避开《公约》原则精神，而抓住并利用《公约》的某些具体条款，不顾历史事实，抢占海洋权益。近来，东海问题频现，中日钓鱼岛、中韩苏岩礁之争，经常牵涉着中国人的情感。尤其是南海局势更加复杂，我国在南海的历史主权、现实主权和管辖权等都面临着现实威胁。同时，南海周边国家也经常祭出一些海疆理论，在国际学界获得一定程度的“共鸣”。对此，我们不能用非学术性语言去应对，不能笼而统之地予以简单批判。从边疆学的视角来看，廓清中国拥有海洋历史主权、现实管辖权、海洋权益的历史脉络与法理根据，为认识和处理现实海洋主权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已刻不容缓。就我国周边态势来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先是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鼓噪“中国威胁论”，而后传导到周边国家。现在的周边局势是，一些邻国利用我国以邻为善、以邻为友的政策，一边频出“中国威胁论”的噪声，一边毫无顾忌地强占我海疆岛礁、霸占我陆疆领土。另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错综复杂，一言难尽。近代以前，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藩属关系，直到19世纪末，这种“宗藩体系”才基本上瓦解。如何看待和界定历史上的彼此关系，不但都有一个“理顺”的问题，而且还有领土分割与文化传统的首发权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经常变化，如20世纪50年代是“一边倒”，60年代是“反帝反修”，70年代是支援世界与邻国革命，80年代转向自主和平外交，今天则提出睦邻外交。短时期不断变化的周边政策，使邻国难免产生不安，但我国现在真诚地实施睦邻友好政策是有目共睹的。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邻国恰恰是利用我们的善良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疆域是通过内地与边疆交互变更、边疆与藩属(部)互换角色的形式最终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边疆地区普遍实施了与中国传统有所不同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区域自治政策，并成立了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这些政策与体制的制定根据与实施效果，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而对这些政策与体制，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产生的效果的研究，是边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周边国家的民族ZY思潮的兴起与经济的进步，这些国家都在积极用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编纂本国历史、建构本民族谱系。在此过程中，历史上曾经是中国藩部或属国(属部)的周边国家，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与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或领土问题上有所瓜葛。这些瓜葛的产生，莫不同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与中国古代疆域观、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民族ZY生成与领土变更等边疆学理论问题有关。现在看来，由于时势衍变，单从历史与地理的角度着眼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力所不逮的，或者是无济于事的。另外，伴随着周边国家的先后独立，特别是受到近代民族ZY思潮的影响，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在构建本国“辉煌”的历史及本民族“伟大”的发展历程，希冀以此来树立国家与民族的自信。但以往长时间存在的所谓的“中华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无法磨灭的痕迹，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灵之坎，不否定它就难以建立名副其实的民族自信，否定它自然就会衍生出“中国威胁论”。所以，关于历史上曾经是中国藩部或属国、今天业已独立的周边国家的心理问题，单靠外交努力、自我表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基于上述边疆内外情景，我们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初决定编纂、出版一套大型边疆研究方面的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回应这些边疆问题。这套丛书全称“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内分初编、二编。其中，“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50种)，拟选近代稀见典籍，由相关边疆研究学者整理、点校与解读；“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50种)，为当代边疆研究前沿学者的研究成果。实际上，自1989年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便出版了边疆史地方面的研究图书。兹后直至2009年底，集腋成裘，业已出版图书60余种。这些图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好评，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极大地促进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进程，黑教社也逐步确立了在业内的品牌地位。由于20多年不问断地组稿与编辑、出版，使得黑教社在边疆图书编辑与出版方面，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正是基于上述这些条件，我们萌发了利用黑教社已有的资源，根据边疆社会发展与周边形势变化的需要，重新策划、编辑与出版一套大型边疆丛书的念头。当我们把这个念头告知黑教社社长丁一平博士时，未曾想丁博士也早有此意。于是，我们决定共同规划、编纂并出版这套丛书。恰好这时出版署启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于是我们与丁博士决定联合申请，并立即着手草拟且反复修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请书”，承蒙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严格把关定向及评审专家们的厚爱，“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最终荣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我们策划、编纂与出版“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的宗旨很明确，就是希冀通过析出晚清民国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边疆研究作品，从先人那里汲取经验，从学术层面来解读一些紧要的边疆问题。拟探讨的边疆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边疆省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0％以上，同时又是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从古代开始就与中原等内地省份有着不同的特点。步入近代后，西方列强环伺边疆，边疆地区人民饱受被侵略及丧失家园的痛苦。另外，从古至今，由于特殊区位及诸多条件的限制，使我国大多数边疆地区在总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在政治上进一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如何在社会经济上加快边疆地区的发展、尽快改变边疆面貌、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等，都是我们想适当地予以回答的问题。其次，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仍存在着一些显现或潜在的问题。譬如中俄、中朝与中印、中哈等国之间的国际河流航行及污染问题；中印之间存在着领土之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及中日、中韩之间尚有领海、岛礁、大陆架及海洋专属经济区之争等。第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文化与意识形态输入，周边一些国家对华进行宗教乃至于极端宗教渗透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边疆的安宁和社会的稳定。第四，现在，海洋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我国日益向海洋大国迈进，海上国土的完整与否，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等等。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共分为6卷，即综合卷、东北(辽、吉、黑)边疆卷、北部(内、外蒙古)边疆卷、西北(甘、新)边疆卷、西南(藏、滇、桂)边疆卷、海疆卷。所收著作系近代学者撰写的有关边疆的专著、档案文献、笔记、调研报告等稀见边疆名著。“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除了对这些著作予以标点及最低限度的校勘之外，着重予以解读，以便于读者了解原作者的学术生平、图书内容与学术价值及影响。应该说，“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近代边疆问题，探寻近代中国边疆与边界的演变，有着重大的意义。三、“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入选典籍的范围与解题晚清民国时代，有关边疆及周边的各种文献汇编、资料整理、编辑与出版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如晚清时代有朱克敬辑的《边事汇钞》(12卷)、《边事续钞》(8卷)、《柔远新书》(4卷)，陈麟阁编辑的《历代筹边略》，金匮浦氏编的“皇朝藩属舆地丛书” (6集28种)，胡思敬编的“问影楼舆地丛书”(10册15种)等。到了民国时期更是层出不穷，如赵藩、陈荣昌编的“云南丛书” (152种)，丁谦撰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28册)，金毓黻编的“辽海丛书”(87种)，禹贡学会辑的“边疆丛书甲集”(6种)等。还有一部值得一提的丛书是王锡祺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该丛书共64卷，收书多达1348种，选书范围广泛，既有专书、地志，也有清人笔记、札记，还有各种传抄本、稿本、亡佚文献等，保存了有清一代珍贵的、相对完整的舆地资料。晚清民国时代还翻译了许多外国学者或机构研究中国边疆的文献，如重野安绎、河田罴撰的《支那疆域沿革略说》，英国海军海图官局编著、陈寿彭译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金约翰撰的《海道图说》等。另外，适应地理学与边疆研究的需要，晚清民国时代还成立了许多专业学会，如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中国地学会，由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水利学家及历史与教育学家组成，著名的学者有张相文、白眉初、黄国璋、丁文江、翁文灏、蔡元培、陈垣、张星琅、聂崇岐、张伯苓等。正式成立于1936年的禹贡学会，由顾颉刚和谭其骧发起，刘节、黄文弼、于省吾、钱穆、唐兰、洪业、张国淦、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侯仁之等著名学者参加。这些学会既出版杂志，又发行图书，以传播相关知识与学术，如中国地学会曾主编“地学丛书”等。关于边疆档案文献的编辑与出版，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先后编印了《筹办夷务始末》《清嘉庆朝外交史料》《清道光朝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故宫俄文史料》等。另有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下卷)，于能模等编的《中外条约汇编》、王纪元的《不平等条约史》等。另外，边疆地域的地方志与乡土志，基本上省、府、县志均齐备，可谓汗牛充栋。如沿海地区的省志有孙尔准等修纂的(道光)《重纂福建通志》、李厚基等修纂的(民国)《福建通志》等，沿海地区的府志有李琬等修纂的(乾隆)《温州府志》等，恕在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有关边疆研究方面的各类论著、游记、笔记、档案文献等予以整理，或标点或影印出版。卷帙浩大，此不赘述。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的主要特点在于遴选典籍范围、入选标准与同类出版物有所区别。同时，对入选各书均予以解题。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收入典籍范围、入选标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首先，入选图书应是在近代产生过重要社会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图书首次出版时间的上限截止到清朝中期；其次，尽可能选择存世量不多且后来没有再版者，如果已经再版。则选择再版次数极少、印数很少的图书；第三，按照东北(辽、吉、黑)边疆、北部(内、外蒙古)边疆、西北(甘、新)边疆、西南(藏、滇、桂)边疆、海疆五个方向选书。关于各书的解题，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评介作者的家世、生平履历、学术经历及学术贡献、社会贡献等； (2)论述图书的撰写背景、内容与结构等； (3)阐述各书的学术价值，如创始性、突破性、知识性及信息储存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和史料价值等； (4)考察各书的学术影响及社会影响，特别是对今日边界谈判与解决领土争端的作用、对今日人们认识与了解当时社会状态的价值等问题； (5)探讨各书在边疆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如创建学科、开拓研究体例、转变研究视野、增加研究对象等事宜。四、“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入选典籍的版本选择与点校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尽量选用入选典籍的最佳版本作底本，并以其他版本参校。为了便于更大范围的读者阅读，以简化字排印。在此基础上，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点校工作： (1)为了保持古籍原貌，对于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别字、讹误、脱漏等处，予以保留，但参考其他版本，在标点者认为错误之处加上脚注。 (2)以往的古籍在排版时采用的是传统的竖排形式，此次重新出版采用了横排形式。为保持古籍原貌，我们对原书中的“如左”“如右”等词语未做相应的调整，一仍其旧。 (3)为了方便阅读，凡是繁体字均改用简体字。但因清朝民国时期有的文字今天已不使用，没有现成的字可以替换，故仍然照录。 (4)关于少数民族的称谓，有些能够用今天的民族名称替换，但为了保护典籍原貌，我们没有改正，只是加上了注释予以说明。此举纯属基于学术之考量，丝毫没有不尊重少数民族之意，特加说明。于逢春谨识编纂人员：厉声出版单位：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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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是一部关于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历史文献，详细记载了口北三厅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内容。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风情和文献价值四个方面对这部文献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读者提供全面了解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新视角。

1、历史背景

《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记载了口北三厅的历史变迁，从明朝初期的设立到清朝末期的撤销，展现了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脉络。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口北三厅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明朝初年，口北三厅作为边防重镇，肩负着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的重任。清朝时期，口北三厅更是成为连接内地与边疆的重要枢纽。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口北三厅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战略地位，最终在清朝末年被撤销。

通过对《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口北三厅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历程，以及这一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

2、地理环境

《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详细记载了口北三厅的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这些地理信息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分布以及民族迁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口北三厅地处中国北部边疆，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这里既有广袤的草原，也有险峻的山脉。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同时，这也成为各民族迁徙、交流的重要通道。

通过对《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中地理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口北三厅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一地区在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3、民族风情

《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记载了口北三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内容，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民族风情提供了宝贵资料。

口北三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各民族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通过对《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中民族风情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交流与融合，以及这一地区多元文化的特点。

此外，文献中还记载了口北三厅的传统节日、民间艺术、宗教仪式等，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民俗风情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证。

4、文献价值

《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国北部边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对于推动边疆地区文化传承、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等，为我们研究口北三厅乃至整个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次，文献中所反映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内容，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文化特点。最后，文献对于推动边疆地区文化传承、促进民族团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总之，《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总结：《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作为一部关于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历史文献，详细记载了口北三厅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内容。通过对这部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全面了解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为推动边疆地区文化传承、促进民族团结提供有力支持。

本文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风情和文献价值四个方面对《北部边疆卷三口北三厅志》.pdf 进行了深入剖析，旨在为读者提供全面了解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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