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的日食,星时占星

如何自学占星术占星教程网盘塔罗牌教程百度网盘

网上有很多关于火星的日食,星时占星的知识，也有很多人为大家解答关于占星日全食火星的问题，今天刺梨占星网(nayona.cn)为大家整理了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让我们一起来看下吧!

本文目录一览：

1、占星日全食火星

2、僧一行对占星术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占星日全食火星

前面咱们说到拉玛五世（朱拉隆功）能够成为泰国历史上最yǒu作为的国王，和他父亲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延伸阅读：发哥主演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小男孩，继位带领泰国走向现代化

而拉玛四世本人就是一个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泰国国王。

拉玛四世（1804-1868），名为蒙固（Mongut），他是拉玛二世的儿子，母亲是一位陈姓华裔商人的女儿。蒙固在12岁时即被父亲委任为武装力量总司令，14岁时出家做见习僧侣7个月，他本来应该是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他20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刚过两个星期父亲即去世，他的异母兄弟帕喃格劳被贵族们推举为国王，是为拉玛三世，蒙固只好到全国各地游历，用了27年时间学习西方知识，他向外国水手和传教士学习了拉丁文、英语和天文学知识，并且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疾苦。

1851年，拉玛三世去世，蒙固还俗成为新一代国王，谥号为帕琼格劳(Phra Chom Klao)，是为拉玛四世，在中国史书中称为郑明。

（拉玛四世身着中国清朝服饰画像）

（拉玛四世时期的银币）

前文咱们说过，在出家期间，蒙固与各国传教士和水手接触，广泛学习了拉丁文、英语、西方国家的历史、思想和科学，他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个会说流利英语的国王。

通过学习，蒙固还掌握了天文测量的技能，他尤其喜好计算地面坐标和行星运动。在拉玛四世于1849年11月18日写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他特地标明这封信写于北纬13度26分、东经101度3分tài国湾的海面上。

在学习西方天文学知识的同时，拉玛四世也对泰国传统的占星术进行了改造，他对泰国占星术的一大贡献是他重新编撰审定了泰历——通过计算，他发现历法中的日月轨道计算有误。在拉玛四世看来，宫廷占星家从来不检查他们的计算精度，导致错误的历fǎ一直被沿用，他经常在宫廷公告中展示自己的占星知识来纠正当时已经错漏百出的宫廷占星师既有的体系。

按照传统，每当泰历新年也就是泼水节来临时（在公历4月中旬），宫廷将公布未来一年中的吉日、凶日、星座和星星位置、太阳进入和离开某星座的时间、月亮de盈亏、日月食以及其它重要天文现象，以供全泰国官民有所凭藉依照。

其实，泼水节又称为“宋干节”，“宋干”（songkran）一词出自梵语，太阳进入某一星座称为“宋干”。东南亚人们相信，太阳转入黄道星座中的第一宫——牡羊宫，当天代表新一年开始，虽然太阳入牡羊宫应该是三月，将节日订在四yuè中其实是计算错误所致，但人们都无意推翻约定俗成的观念。古代的泰国、老挝、缅甸及高棉，均以宋干节为新年，其实也因为这时正好是农闲时节，正宜举行隆重的宗教活动和民间杂耍。

在拉玛四世统治期间，这些内容都由他本人亲自计算和撰写。他还用自己的占星知识进行解释，这些事本来应该由宫廷占星家来做，但拉玛四世认为他们专业素养不行加态度不靠谱。此外拉玛四世还热衷于观测其他天文现象如彗星，黑子和其他行星轨道等等。

在自己进行这些观测和计算的同时，拉玛四世不忘嘲讽宫廷占星家，他称占星家可以分作三种，第一种除了吃就是睡，第二种只忙于女人和其他错误的事情，而第三种则无知还只会拍马屁，恰恰是最后一种变成了宫廷占星家。

根据预测，1868年8月18日将发生一次日食。拉玛四世发布了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了日食在泰历中的发生时间和精确的持续时间，本次日全食持续时间为6分钟，日全食带将扫过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

拉玛四世采用西方方法测算的结果与宫廷占星家们的测算结果大相径庭，而且根据泰国传统天文学，占星家们的计算结果只是日偏食，因此当时宫廷占星家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拉mǎ四世的预言。拉玛四世虽然贵为国王，但是在立场是十分孤立，他陷入了以国王的荣誉背书自己的计算结果的境地，为保险起见，他本人又进行了多次反复计算以确保无wù。

根据拉玛四世的计算，位于东经99度42分，北纬11度39分，班武里府华欣县南部的和光（Wako）是本次日食最佳观测地点。

（地图上的红色地区为班武里府）

出于对自己科学水平的信心，以及维护自己作为国王的荣誉，拉玛四世决定组织并亲自领导对这次日quán食的观测。

拉玛四世不顾自己已经60多岁的年纪，带了许多官员前往这一位于热带丛林中的观测点，还向英法等国的高级官员发出邀请，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哈里·欧德爵士就从新加坡赶来捧场。

这次热带丛林中的天文观测活动由此演变成一场国际盛会，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也像是一场大型聚会，臣民们为拉玛四世和他的贵宾准备了各种豪华设施，甚至还从曼谷专门运来了消暑用的冰块。

1868年8月18日，在成的每个人都做好了观测日全食的准备。可惜天公不作美，当地这天是个阴天。

但是正当rì食开始时，本来已经失望的人们fā现天空突然放晴了，日全食被在场的人们完整见证，拉玛四世所做预测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实际的天象相吻合。

当凯旋的拉玛四世回到曼谷后，他谴责占星家们渎职，批评其不会使用现代工具cè量和计算，并严厉惩罚他们，让他们在皇宫花园里劳动一天，又将他们关在监狱里八天。随后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批评这群废物，还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将这封信抄一遍。

出乎意料的是，64岁的拉玛四世和他的15岁的儿子朱拉隆功在热带丛林中双双染上了疟疾，拉玛sì世于两个月之后去世，朱拉隆功虽然一开始病情严重但最终转危为安，继位成为拉玛五世。

这是用绳命在做天文观测啊！

现在50泰铢面值纸币的背面在出现拉玛四世形象的同时，左侧印有地球仪和天文望远镜，或许可以算做对拉玛四世以身殉天文事业的一种致敬。

僧一行对占星术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僧一行(673――727年)

本名张遂，邢州巨鹿人(今邢台巨鹿)。

　　唐朝时期中国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公元7世纪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

　　主要成就：精通阴阳五行之学,写成阐释扬雄《太玄》的专著，名声不小,一行的佛教著作，以《大日经疏》为其mì教思想的代表.一行的天文成就包括制造出“浑天tóng仪”和”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上设有两个木人，用齿轮带动，一个每刻(古代把一昼夜分做一百刻)自动击鼓，一个每辰(合现在两小时)自动撞钟。可以说它是现代钟表的祖先，比公元1370年西方出现的威克钟要早六个世纪，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重新测定了150多颗恒星的位置，多次测定了二十八宿距天体北极的度数。发现恒星运动现象，比西方早一千多年。设计制造了“复矩图”的天文学仪器，用于测量全国各地北极的高度，修订的《大衍历》，纠正了过去历法中把全年平均分为二十四节气的错误，是我国历法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速度与变化规律，《大衍历》应用内插法中三次差来计算月行去支黄道的度数，还提出了月行黄道一周并不返回原处，要比原处退回一度多的科学结论，一行组织了全国13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并从测量数据中，得出了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合现代131.3公里)的结论。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唐朝测出子午线的长度，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张遂的天文学观点，有的比世界著名天文学家早一千多年。

　　一行还编写了《开元大衍历》、《七政长历》、《易论》、《心机算术》、《宿曜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北斗七星护摩法》等。一行于开元十五年(727)十月去世，玄宗亲自撰塔铭，谥一行“大慧禅师”号。为了纪念一行的功绩，1956年1月1日发行僧一行邮票一枚,人们还将小行星1972命名为\’一行小行星\’。一行发现当时许多恒星的位置，与古代典籍所载的位置有若干改变。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变动为“本动”。西方国家的恒星本动现象最早发现，归功于哈雷慧星回归期的发现人艾蒙·哈雷(西元一六五六～一七四二年)，比一行晚了约一qiān年!……

　　距今三十七年前，我向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请教，有什么题目适合写一部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博论文。他就提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晋书天文志”，一个是“唐僧一行”，结果我所选的是“晋shū天文志”。十五年后，当我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职的时期，同仁洪天赐希望我提出一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就建议选择一行为题。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了，获得校外考试委员李约瑟博士的赞赏。洪天赐现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职。

　　一行和尚俗姓张，名遂，生在唐高宗弘道元年(西元六八三年)。曾祖父张公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位开国功臣，公谨三个儿子——大象、大素、大安，都是朝廷的大臣。但因文献无徵，不知谁是一行的祖父，只知道一行的父亲张檀，曾任县令。张氏家族在武则天时代已经shuāi微，一行就是生在武则天chēng帝的前几年。一行自幼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稍长，博读经史书籍。他去元都观拜yè博学多闻的道士尹崇。尹崇因为一行虚心求学，对他极为嘉许，给他许多指导，并借自己的书给他阅读。有一次尹崇借了一部扬雄所作的《太玄经》给一行看。这是一部文词艰涩、内容隐晦的书，并非一般读者所能看得懂。一行隔了几天便把这部书交还尹崇。尹崇起初以为一行是觉得这部书名符其实，实在是太玄了，失了兴趣，赶还书。但当一行拿札记向他请教时，他却赞不绝口，并向外宣扬一行的学问，而且因自己能够发现一位天才而自慰。从此一行就以学识渊博而名于长安。

　　后来一行为著避开武三思(?～七0七年)的拉拢，跑到蒿山的嵩阳寺剃度出家，改名敬贤，法号一行。他也藉著遁世绝俗的机缘，和对天文、历法、数学等有修养的高僧接触，就近请益。嵩阳寺的主持普寂禅师十分赞赏他的卓越表现。有一次嵩阳寺举行盛会，邀请四方沙门莅临观礼，著名隐士卢鸿也在会列。卢鸿被邀请为大会写一篇文章。写成后，卢鸿把它置在几案上，对众宣布如果有人能诵读这篇文章，就立刻收他为弟子。他这篇文章实在是句僻字古、深奥难解，并不是常人所能读通的。一行上前拿来看，就fàng回案上。卢鸿看见一行的行动，颇为不满，正想开口指斥他轻薄，但一行忽然回头望着他，瞬息间把整篇文章背诵出来。卢鸿极为惊讶，他告诉普寂没有能力教导这样一个门徒，应该让一行自己去游学。

　　不久一行辞别嵩阳寺，开始云游求学，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天台山的国清寺。当时国清寺有一位精通数学的高僧驻锡，可惜姓名，法号都不祥。一行往国清寺的目的，就是专诚向他求教。下面引述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的记载：

　　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辞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徐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转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诸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

　　shàng文所述的数学是指传统数学，包罗术数和现在所指的数学。大衍和易数有密切的关系，也和现在所指的数学有些关连，下文自yǒu交待。

　　西元七一一年，一行回返嵩阳寺，朝廷有意邀他参政，但他以健康欠佳为藉口婉辞。稍后一行再度整装远游，前往玉泉山的玉quán寺，专心研究占星术。不久唐玄宗(七一二～七五六年在位)即位，朝政革新，文化和科学都呈现着蓬勃的现象。玄宗派遣一行的族叔张洽前往玉泉寺，劝一行晋京。五年后，一行终于上京，玄宗亲予接见，一行便驻锡华严寺。在这期间，他有机会和许多精通天文和历法的印度僧侣交往，从中获得印度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一行往长安与密宗从印度传入中土初期巧合。密宗是由西元七一六年善无畏Subhakarasimba(六三七～七三五年)和西元七一九年不空 Amoghavajra(七0五～七七四年)、金刚智Vajrabodhi(六七一～七四一年)先后携入该派的经典。一行从不空学得密教，他们两人结了亦师亦友之交，由一行协助翻译经典。不空的一位弟子惠果(七四六～八0五年)为zhǎng安青龙寺主持。日本的真言宗为弘法大师(七七四～八三四年)所创。他入唐求法，在长安青龙寺受戒时法名空海，师事主持惠果。所以一行和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和弘法几位高僧，在日本真言宗里具有崇高的地位。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圣地供奉有中土传入的一行大师绘像。闻说京都东寺亦有一行像，惜未得一见。

　　有三个从印度移居长安的家族，对印度文化东传和唐代天文学的发展曾作出很大的贡献。它们是瞿昙氏Gautama、俱摩罗氏Kumara(又作鸠摩罗、拘摩罗等)、迦叶波氏Katyapa三个天文专业家族。一行上京的时候正值瞿昙悉达Gautama Siddharta任太史令职。他曾修理当时的铁浑仪，西元七一八年翻译九执历Navagraha，西元七一八至七二六年间编纂《大唐开元占经》(简称《开元占经》)，采入许多秦汉以来天文和占星术零散资料，以及一些从印度传入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一行和这些家庭有来往。例如瞿昙氏家族对一行后来的“大衍历”提供了一种日食计算方法和一种占星书，而获得一行支持者则是俱摩罗氏。

　　当时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几位密教高僧都在长安的大兴善寺内驻锡。瞿昙氏、俱摩罗氏和迦叶波氏也在大兴善寺居住。日本入唐高sēng空海也尝在此驻锡。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在西安西北大学讲学，顺便访问大兴善寺，凭吊唐代印度高僧所驻锡和一行常到访的遗迹，当时的屋宇现已一无所存，遍布乱石和杂草，附近新建了空海大师纪念碑，这是由日本真言宗资助所建的。日本的真言宗又资助重建青龙寺，在旧址附近，供奉善无畏、不空、金刚智、一行、惠果、空海等画像。

　　言归正传，当开元九年(西元七二一年)，唐玄宗miàn临历法需要修订的时候，他便召见一行，因为他知道要执行这一项重要而且困难的任务，除却一行，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得起。

　　一行准备开始观测天象的时候，便发觉当时所用的天文仪器都已经陈旧腐蚀，不堪使用。他便立刻重新设划，制造两座比以前更为精密的仪器。他获得梁令瓒的援助，共同进行这项工作。经过了三、四年的岁月，这两座巨型天文仪器终于大功告成。一座是以铜制成的黄道游仪。这是用来测定日、月、五星在本身轨道上的位置。它的设计比较以前所用的游仪更为精密、更为完善。以往的游仪都是赤道装置，仅能够测得日、月、五星的运行，但是没法直接确定它们本身轨道上的位置。黄道游仪的特点是仪器上的黄道环和赤道环不是固定在一处，所以能够依据它们的旋转动态，从仪器直接获得答案。黄道游仪在开元十三年制成，唐玄宗亲为制铭，置于灵台以考星度。灵台是天文台的古称。

　　一行的第二座天文仪器是水运浑仪。这是依据东汉张衡(西元七八～一三九年)的浑天仪水力推动原理而制成的，不但能显出日、月进行的规律，而且可以自动记时。据《旧唐书· 天文志上》记载：“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刻自然撞钟”，堪称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早de一座自动计时器。后来北宋的苏颂(西元一0二0～一一0一年)制造元祐仪，并写了一部《新仪象法要》详述这座仪器的构造。他说元祐仪系以古法为台三层。所谓古法该是指一行的水运浑仪。李约瑟、王铃和普莱士Derekde Solla Price在他们的一部《Heavenly Clockwork》(一九六0年出版)中称元祐仪为一座天文钟。“钟”是一具专门自动计shí的仪器。一行的水运浑仪和后来苏颂的元祐都是天文仪器，同时也是自动计时器，一物两用。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代表自动计时功能的专门的名词，这两座天文仪器所具有的自动计时功能，便逐渐被忽略了。西元十六世纪下半叶，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西元一五五二～一六一0年)带来自鸣钟，当时没有人想起一行的水运浑仪和苏颂的元祐仪其实早已具有自鸣钟的功能。

　　通过以上两座天文仪器的观察，一行发现当时许多恒星的位置，与古代典籍所载的位置有若干改变。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变动为“本动”proper mtion。西方国家的恒星本动现象最早发现，是归功于哈雷彗星回归期的发现人艾蒙·哈雷Edmond Halley(西元一六五六～一七四二年)，比一行晚了约一千年!三十馀年前天文学家陈遵妫首先提及一行发现恒星位置移动问题;天文学家席泽宗认为这是由于古代观测天象仪器不够精确所引起;而李约瑟的意见是，无论如何，在一行的心目中，他所用的古代观测记录是可靠的，他认为恒星的位置是已经移动了，这就是“恒星本动”!西方科学家很重视恒星本动的发现。三十三年前，我在英国剑桥，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在剑桥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阿瑟·比尔Arthur Beer。他手里拿着一些信件，正赶往邮政局想要买邮票寄出。我们就跑到总邮政局邮票售卖处的前面停下，因为还有半小时才下班而且没有其他顾客，我们继续聊天，所谈的是僧一行的天文学成就。他说一行发现恒星本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又说因为一行有过目不忘的天赋，假如他来参加剑桥大学的毕业试，必定胜人一筹。后来他想起来邮政局的目的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了。他赶去柜台买yóu票，邮zhèng员对他说：“来不及了，请你明天再来吧。”可见连西方的天文学家也津津乐道一行在科学上的成就。

　　其实我和阿瑟·比尔都是同在一个六人小组共同研究一行在天文学上的另外一个大贡献——这就是他的子午线测量的工作。从现代的常识来说，子午线是通过南北两极所画在地球上的一个想像中的大圆圈，圆圈分为三百六十度(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上，这个圆圈是分为三百六五又四分之一度)。假如能够测得子午线一度的弧长，那就可以算出地球的大小了。

　　自汉朝以来，一般从事于天文工作的人员，都是凭着夏至或冬至的正午，在南北两个地点所测的日影长度，来作臆断。他们认为假如两地的日影长度相差一寸，则两地的距离是一千里。他们测量日影的方法，是使用一支八尺高的标杆。其实这个“损益寸千里”的说法，并不正确可靠。隋代的刘焯(西元五四四～六一0年)就不同意这个理论。他主张在夏至、冬至和春分、秋分时在黄河南北两岸的平地，实测日影在正午的长度。他的计划已经递呈朝廷，隋炀帝表示赞同这份奏本，但是没有赐给任何人力和经费上的现实援助，因此刘焯的计划始终没有施行。

　　一行所领导的天文测量工作，能够如期进行，这是由于他获dé玄宗的信任和太史监南宫说的鼎力支持。一行的工作人员所测量的地带，是以黄河南北地区为中心，北至北纬大约四十度，南至北纬十七馀度。一行是以阳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告成镇)为中点，指派工作人员前往分布于南北区所指定的地点进行测候，各处所测的数值，都要和在阳城所测的数值作为比较。一行实地测量所获得的成果，终于推翻了过去“损益寸千里”的理论。

　　此外，一行又根据河南省平原上面四个规测地点，计算子午线长度和北极高度的关系。所得的结论是子午线每“度”相等于三百五十一里又八十步的距离。中国传统的“度”是以太阳一昼夜的移动为单位。太阳一年移动一周天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度”。折现代的公制，一行所获得数值是：一度的子午线在地球平面的弧长是一三二点零三公里。从现代科学观点来说，这个数值并非很准确;但在西元八世纪，采用此实地测量方法，可算是科学埃拉托斯散纳Eratosthenes(西元前二七六～一九五年)，曾经试图测量子午线一度的弧长，但他的测量规模和准确性远比不上yī行的工作。另外一次的测量是由阿拉伯回教国王阿尔·马蒙Al-Mamun(西元八一三～八三三年在位)主持，晚于一行约九十年。

　　我们还试图解答一些有关一行cè量子午线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弧长的准确性。由于一行所取的子午线太短，仅仅大约二百公里，难怪弧长不甚准确。另外一个问题是guān于一行是否有地球是圆体的概念。张衡的《浑天仪注》有“天如jī子，地如鸡中黄，弧居于天内”的记载。一行想已熟识张衡的著作，而且他在长安与精谙天文学的印度专家来往很密切，所以他对地球的形状该有所闻，且有地球圆周弧长的概念。一行的答案显示他对繁复的算式能够应付裕如，可能是得力于印度高僧或专家所指导的三角函数表。r> 　　一行制造新天文仪器，作详细的天文观察，和进行子午线的测量，目的在编制一部新历法，以取代已经不能符合当时天象观测的“麟德历”。他编制新历，大约自开元十二年(西元七二四年)开始。他一方面校验自己所观测的结果，另一方面博览前代的历本。当时有二十三家的历法，其中最受他重视的，是刘焯的“皇极历”。他也曾经采用印度历法的一些长处，以审慎态度取长补短，而非全部采用印度的历法。

　　以往刘焯认为太阳运行速度有快慢的现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可是他对这种不均匀的运行现象，示能充份了解。一行补充他的发现，指出太阳运行的速度是由快渐转慢(道是从近日点太阳速度最快时开始)，再由慢渐转快(即由远日点太阳速度最慢时开始)。这可以说是一行在天文学上的另外一项重大贡献。一行从太阳运行的快慢情况出发，按照不等的时间间隔，安排二十四节气，从而进一步指出，刘焯所用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来计算相邻两节气间太阳运行的速度，是不适当的。因此，他便改用“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以算出相邻两节气间的太阳运行速度。

　　所谓“内插法”，乃是“近似计算法”的一项重要课题。刘徽注《九章算术》第七章“盈不足术”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内插法，亦即是所谓“一次内插法”。印度数学家布马古达Brahmagupta亦曾使用类似刘焯所用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年代大约是西元六二八年，比刘焯稍晚。后世天文和历法工作者，沿用一行的内插法公式达五百年，直至元代郭守敬(西元一二三一～一三一六年)编订“授时历”时，才改用“三次内插公式”。由此可见，天文学的不断发展，对数学的要求也愈来愈高，这样一来就促进数学的发展了。高次内插法也是中国数学所达到的一个高峰。我们可以晓得一行在数学上的成就，并不逊于他在天文学的享誉。

　　一行为了编订新历法，耗费了六年的岁月，他的新历取名“大衍历”。这个历法追算出上古的一个“日、月、五星如联珠”的时期作为起点，算出“上元阏逢困敦之岁”，距开元十二年甲子岁，岁积九千六百六十六万一千七百四十算。一行所用的“dà衍”这个名词已把对易数的关连表露无遗。一行所追算的上古“shàng元”的方法没有留存下来。后来南宋数学家秦九韶(一二0二～一二六一年)悟出所用的“大衍求一术”即《孙子算经》解答“物不知数”题的方法。秦九韶也利用“大衍求一术”解答著卦问题和历法问题，可见传统数学是包罗术数，而一行在yì数方面无疑是有很高的造诣。

　　“大衍历”的初稿在开元十五年(西元七二七年)完成。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行陪同玄宗往新丰(在今陕西省临潼东北新三镇)。不料一行病倒，当天晚上竟在新丰与世长辞，享年四十四岁。玄宗敕令将他的遗体运回长安安葬，并为他建筑一座纪念塔。一行在长安时驻于华严寺。一九八四年jiǔ月，我访问西安，顺便访查华严寺古址，留下来的只是一zuò失修的古塔。wén说一行驻该寺时有原有另一座塔，后为地震所毁，我见到的一座是后来增建的。

　　一行逝世后，玄宗命大臣张说与历官陈玄景负责整理“大衍历”的初稿，并于翌年(西元七二八年)颁行天下。“大衍历”颁发后，风靡一时，广受欢迎，但是也曾引起一场小风波。事因当时任职唐室的一名印度天文专家瞿昙撰，由于没有受邀参与修订历法工作，心怀不满，扬言一行的“大衍历”不过是抄袭印度古历“九执历”的一个历法，而且一行擅自加入若干错误。历官陈玄景及曾经协助一行的南宫说也竟然随shēng附和。为了分辨是非，玄宗下令侍御史李麟和太史令桓执圭依据天文台的实测，比较“大衍历”、“麟德历”和“九执历”三种历法的准确程度。校验的结果，在十次的测验中，“大衍历”有七、八次准确，“麟德历”有三、四次，而“九执历”只有一、二次准确。于是朝迁继续使用“大衍历”，一直到西元七五六年，被“至德历”取代时为止。三百年后，宋代大科学家沈括(西元一0三0～一0九四年)对一行的“大衍历”还尽力推崇。李约瑟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的《数学编》说一行是唐代最著名的数学家，而在同卷的《天文编》中又说我们需要一部关于这位精通天文大师的专书。我们可以shuō一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科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