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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补注(套装共3册)》由凤凰出版社2013年出版。g03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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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补注（套装上中下册）》是清初学者査慎行穷毕生精力编撰而成，编次上首开苏轼集50卷之规模，又开清人补注苏诗之先河，广征博引，注释详明，解释诗旨，考辨诗题，保存苏诗自注，功绩尤甚。在宋元以来注释苏诗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查慎行的注释中，补录了新刻本中删削的施、顾原注，并驳正了分类注中的大量讹误，同时对史籍中有关苏轼的舛误之处，也做了驳正。同时，该书保存了大量的苏轼自注。查氏阐释诗旨，考辨诗题，注释所涉人物与地名，尤为翔实。查慎行的注释，还在系年、补遗、辨伪方面，取得了重要实绩。校订者王友胜教授，在校点、整理全书之外，还写作了较大篇幅的前言，对查慎行及《苏诗补注（套装上中下册）》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对《苏诗补注》的价值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书后附有篇目笔画索引，方便读者查阅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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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册
前言
整理说明
宋孝宗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
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
卷一
仁宗嘉佑四年己亥冬，侍老苏公自蜀至剂州，诗四十二首
郭纶（附苏辙作）
初发嘉州（附苏辙作）
犍为王氏书楼
过宜宾见夷牢乱山（附苏辙作）
夜泊牛口（附苏辙作）
牛口见月
戎州（附苏辙作）
舟中听大人弹琴（附苏辙和）
泊南牛口，期任遵圣长官，不至，到晚不及见，复来（附苏辙作）
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张道陵所寓，二首
渝州寄王道矩
人峡（附苏辙作）
江上看山（附苏辙作）
黔中得山胡（附苏辙作）
留题仙都观
仙都山鹿
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
严颜碑（附苏辙作）
屈原塔（附苏辙作）
望夫台（附苏辙作）
竹枝歌并序（附苏辙作）
八阵碛（附苏辙作）
诸葛盐井
白帝庙
永安官
过木橙观
巫山
巫山庙上下数十里，有乌鸢无数，取食于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附苏辙作）
神女庙
过巴东县不泊，闻颇有莱公遣迹
昭君村（附苏辙作）
新滩
新滩阻风
黄牛庙
虾蟆碚
出峡
游三游洞（附苏洵、苏辙二作）
游洞之日，有亭吏乞诗，既为留三绝句于洞之石壁，明日至峡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复以此诗授之
……
中册
下册
附录
《苏诗补注》篇目笔昼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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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苏诗补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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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一个星期的功夫粗粗地扫了一遍《苏诗补注》。对于苏诗，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对于整个宋诗或者都可以这么说。这大概都是所谓唐诗趣味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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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都认为苏诗成就最高的是七古，不过个人比较喜欢七绝，写得流丽轻快，多有情味，七古往往逞才使气，虽然时有惊人之语，但难得全好，神气完足象《定惠院海棠》那样的诗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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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要形式上满足一定要求，就可以叫做诗，不过我们还是经常听到这诗不是“诗”这样的话。后者意义上的“诗”，一方面是指好诗，另一方面也触及了诗的本质，也就是说还有形式之外的一些要求，可惜这些往往是有会于心而口不能言的。
举例来说，全唐诗补编里面收了不少偈颂，某老师说，这都不是诗。更早的当然可以举刘克庄的话：“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吴恕斋诗稿跋》）从这里看，说某诗不是诗，从艺术上判断不是好诗和从本质上认定不合准则大概是联系在一起的。
苏轼的一些用道教术语写的咒语口诀一样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概都是“恶诗”，乃至于不是诗。另外一些挽词、帖子词，虽然未必不好，看着总觉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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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先生把苏诗分成七期，总分为在朝与贬谪两期。大体上贬谪期即黄州诗和海外诗比在朝诗好。看来还是寂寞出诗人。
在朝诗数量最多的是次韵诗。钱钟书先生说：“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所谓酬唱酬唱，本来就跟应酬联系在一起。苏诗当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这类作为社交必需品的作品，因此钱先生说作者品质愈低，应酬范围愈广，倒也未必，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正因为作者的品质高，所以不得不去应酬，苏轼就是这样。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次韵诗都占了极大比重。
被关注比较多的还有和陶诗。今天陶渊明有如此之高的身后名，必须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苏轼。前人也写过宋人选择陶、杜作为诗学典范是时代的潮流，不过也需要承认在这一潮流中某些天才人物的意见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苏轼之于陶渊明就是如此。苏轼喜欢陶诗，不过真正进入陶诗的内心应该还是在岭南。在这之前，苏轼往往自比白居易，而在这之后，苏轼说：“渊明即我，我即渊明”，这时候，两人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苏轼没有做到的事情，陶渊明代他完成了，和陶诗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心灵归隐的过程，就是一个超越肉身局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打成了内心的平衡、弥补了人生的缺憾。
不过就像我一直对陶诗喜欢不起来一样，我觉得和陶诗写的也不好，比之陶诗当然更是下一层了。因此不能只从文学上看陶渊明，苏轼自己说：“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诗是途径，人生境界才是最终的目的地。就像陈后山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对和陶诗，也宜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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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査慎行的补注。所谓《补注》，是针对王十朋注和邵长蘅等人的《施注苏诗》来说的。《四库全书总目》说得真是非常到位：“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元元本本，无不具有条理。”査注最有特色的地方都点到了，注释中引用地方志的材料最多，对于诗句出典之类到不甚用心。又根据前人编年重加考订，补充了不少被删去的施氏题下注，而这部分大多是对当时时代背景的提示。
不过又说：“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就有点过了。邵注固然是庸人妄作，不过施顾注的价值还是需要肯定的。査慎行本人对施顾注就极为重视，如傅增湘所说：“査氏《补注》深悟宋、邵之非，于是奋然取其删落者而逐卷补录之”。但看到的本子是个影抄宋残本，又有所取舍，还是遗留了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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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诗补注》的整理，大概还是学生做的，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标点错误。另外，凡例里面说整理时把书名统一改用全称，如《诗》改《诗经》，《后汉》改称《后汉书》之类，不知道有没有此先例。这个问题还不大。出现毛病的是征引的和诗，题目是简称，被改成了了全称，结果査氏又会注出全称，这么一来，注就没法落实了。更诡异的是，居然在某几卷里看到“査注：······”，难道是以王文诰或者冯应榴的本子作基础然后删的？有一条材料查的时候发现本书就没有，使用大概得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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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能点出来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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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补注》共三册，编年。繁体横排。书是极好的，包括封面、排版之类。内容，冲着苏轼和查慎行，就该买一本。不过，这书送过来的时候，其中一册的书角被砸破了，一本好端端的书，能不能用心点运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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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查慎行 就冲这两个名字，读书人没有不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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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白斋尺牍校释》和《苏诗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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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书是刚刚从卓越订购的。此前《虚白斋尺牍》在《曹雪芹研究》上连载，我买了《曹雪芹研究》的1、2、3、辑，其中后两辑有《虚白斋尺牍笺注》），本来打算一直买齐所有刊载这些尺牍的《曹雪芹研究》，不料第4辑未刊载李煦尺牍。后来青州博物馆崔老师给了我影印本，我就没再买刊有李煦尺牍的《曹雪芹研究》第五、六辑。偶然从网上看到王伟波先生的整理本，意外惊喜，赶紧订购一册。抽时间将此书及《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李煦奏折》等对照读一遍。北京曹学会拟整理出版《李煦集》，很是期待。查慎行的诗集已存《四部丛刊》缩印本。上海古籍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收入了《敬业堂集》，但近年的重印本没有这部书，早的印本在旧书网上已是辣价，一直没能买到。中州古籍版《重辑査慎行文集》今年买了一册，很不错。中华版的《年谱》早就购存了。北京版《人海记》曾借阅过友人的存本，这本书现在也贵了。《苏诗补注》好像是第一次出版整理本。清初六家的着述和研究资料，以后见一本买一本，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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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补注》的文献诠释与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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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诗补注》的成书过程与编撰体例
元明以来，南宋施、顾编年注本沉隐不显，托名王十朋的分类注本孤行海内。邵长蘅《施注苏诗·注苏例言》说：“永嘉王氏注本孤行最久，几于家有其书。”顾嗣立《王十朋苏诗集注序》也说：“王注流传甚广，故其书得孤行于世。”但是，由于清代一般学者所看到的分类注本是经过明代茅维芟改删补过的，所以他们在阅读、利用此书时，又不断地指出其疏漏错误。顾嗣立、朱从延就曾经提出过批评②，邵长蘅在其《施注苏诗·注苏例言》中曾开列了分类注本三大罪状③，并特作《王注正伪》1卷（38则）冠于该书卷首。然而清初不满分类注本，最先为其批瑕指谬的并非以上三人，而是查慎行。查氏对苏轼推崇有加，晚取苏轼《龟山》“僧卧一庵初白头”诗意，筑初白庵以居，号初白老人。其“诗宗苏、陆”，“大抵得诸苏轼为多”④。他还倾毕生大部分时间与精力研讨苏诗，其《初白庵诗评十二种》卷中品评苏诗四百余首，其数量为所评历代大诗人之冠，又特作《苏诗辨证》1卷，有花近楼丛书补遗本。更主要的是，他倾三十年心血独自完成《苏诗补注》50卷，在该书《例略》中，就明确表示了对分类注本的不满：
余于苏诗，性有笃好，向不满于王氏注，为之驳正瑕璺，零丁件系，收入箧中，积久渐成卷帙。后读《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苏诗。旧本苦不易购。庚辰春，与商邱宋山言并客辇下，忽出新刻本见贻。检阅终卷，于鄙怀颇有未惬者，因复补辑旧闻。自忘芜陋，将出以问世。作者开宗明义，自述早先不知有施、顾注本，其补注苏诗，当是针对分类注本之谬误而作。“向不满”，表示蓄意此事由来已久；“积久渐成卷帙”，则言其用力之劬。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春，在京师看到宋荦、邵长蘅等删补之《施注苏诗》，病其肆意刊落施、顾原注，失旧本之真，遂对以前所注苏诗的内容进行了大规模修正，予以刊行，可见查氏之补注经历了由补分类注到侧重补施、顾编年注的变化。
关于《苏诗补注》的成书过程与编撰艰辛，查氏在《例略》中所述甚详：
补注之役，权舆于癸丑，迨己未、庚申后，往还黔、楚，每以一编自随。己卯冬，渡淮北上，冰触舟裂，从泥沙中检得残本，淹渑破烂，重加缀葺。辛巳夏，自都南还，夜泊吴门，遇盗，探囊胠箧之余，此书独无恙。自念头童齿豁，半生着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几托公诗以传后，因闭门蕺影，毕力于斯。追维始事迄今，盖三十年矣。虽蠡测管窥，何足仰佐万一。顾视世之开局于五月，蒇事于腊月，半年勒限，草促成书，浅深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可见查慎行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24岁时即已开始注苏诗，比邵长蘅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删补《施注苏诗》要提前二十余年，当是清代第一个注释苏诗的学者。此后，他一直处在写作之中，即便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后艰苦激烈的三年戎马生活也未中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冬他携带《苏诗补注》稿本进京，历尽艰辛，稿本两次险遭丢失而安然无恙，其族孙查岐昌谓此乃“精灵不泯，有神物呵护。”⑤ 不过此次赴京，他大有收获。因到京后的次年（1700年），友人宋荦以“新刻本见贻”。他反复省览，自觉“于鄙怀颇有未惬者”，遂费时一年有余，对全书作了最后定稿。书中补录被邵长蘅等人所刊落施、顾原注的工作，即在这一时间里完成。对此书写作过程，后来钱泰吉曾说：“初白注苏诗竭数十年之力，后从宋氏得校补施注，乃更荟萃，补其缺遗，正其讹误，成补注五十卷。”⑥ 康熙四十年（1701年）夏，查慎行从京返家后便筹资刻印此书，五月开雕，腊月竣工，历时半年。按《苏诗补注》成书后，无人为其作序，他自己也未有序留存。一般人均以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所署的康熙四十一年春（1702年）为该书的刻印时间，然从此段引文来看，该书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腊月即已刻印完毕。与邵长蘅等编《施注苏诗》比较，《苏诗补注》虽早动笔二十余年，而付梓行世却要晚二三年。是书前后历时三十年，花费了查氏大半生心血。
顾名思义，《苏诗补注》采取的是补注的方式。书中先列施、顾注，再列他自己的补注，非同于邵长蘅等人将其极少的一点补注混杂于施、顾注及所转引的分类注中，让人难以分清。其所以要采取补注之方法，查氏在《例略》中亦有所交代：
昔王原叔注杜诗，既行世矣，王宁祖则有改正。王内翰注杜诗，薛梦符又有补注本，黄长睿有较（校）定本，蔡兴宗有正异本，杜田有补遗正谬本。古人于笺疏之学各抒所得，不肯雷同剿说如此，非欲炫己长而攻人之短也。慎不敏，窃取此义。查氏列举了杜诗在宋代不断被校正、补注的情况。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王安石诗李壁注，现存的朝鲜活字本中就有“补注”、“庚寅增注”两项⑦。苏轼诗歌的注本，据查氏自己说也有宋代“漳州黄学皋补注”⑧。可见补注前人旧注之例，宋代即有，非始于查慎行。
《苏诗补注》的编次以施、顾编年注本为基础，而又有很大的变动。宋刊施、顾注本卷1至39为编年诗，起自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赴凤翔任职，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毗陵，收诗1884首；而《苏诗补注》卷1至45为编年诗，起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冬，迄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收诗2432首。施、顾注本卷40为遗诗29首，帖子词54首；而《苏诗补注》卷46为帖子词54首，致语口号11首。施、顾注本卷41至42为和陶诗107首；而《苏诗补注》卷47到48为遗诗19首，补编诗137首，卷49至50为他集互现诗90首。施、顾注本计42卷收诗2074首，《苏诗补注》计50卷，收诗2743首。查注每卷卷首列“古今体诗××首”并编年诗起讫时间，部分卷首有按语，交代系年依据。正文首录苏诗，次列注文及公（苏轼）自注，部分诗后附有考辨性按语或他人唱和诗。又，邵长蘅等删补本将注文移至诗后，虽免诗句割裂之病，但注文杂冗一处，模糊难辨；查氏则将所释之词单独标识，豁然醒目，易于认读。
二 《苏诗补注》的内容与特点
邵长蘅等编《施注苏诗》侧重在删补施、顾注，分卷、编次悉依其旧，收诗略有增损，大体以恢复宋椠原貌为要义；查慎行《苏诗补注》则不仅分卷、编次与收诗与宋刊施、顾注本比较有很大的改观，而且在注释上也有很多新成就、新特色。现就浏览所及条列于下：
1 补录被新刻本删削的施、顾原注
邵长蘅等肆意删落施、顾原注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对勘宋椠本加以补录的当以查慎行、翁方纲二人用力最勤，收获最巨。《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即谓“慎行是编，凡长蘅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厘正。”众所周知，南宋施、顾注本以题下注最有价值，邵长衡等人对此的删削力度也最大，本文即以此为例，来看查慎行补录施、顾原注的贡献。如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邵本卷12将施、顾题下注有关司马光生平的四百余字悉行刊落，仅于“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句下，保留施、顾注引《渑水燕谈录》60余字以求简省。实际上《渑水燕谈录》卷2有关司马光的这段文字仅载其以才德闻于朝野之事，用来解释此二句尚可，未能记述司马光一生之梗概。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15同诗注“司马君实”条，将施、顾题下注原文径予补录，既大体保存了宋注原貌⑨，又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理解苏轼原作意旨极有帮助。他如苏轼《送吕希道知和州》诗，施、顾题下注140字，详具吕希道字号、家世、及第时间、仕履、政绩，对其雍容宽厚，刚正守节的品格尤多赞赏。检《宋史》、《东都事略》等书，均无吕希道之传，故这段材料还可补史之缺，其重要性至为显然。而邵本卷3于该诗题下注仅节录三十余字，查氏《补注》卷6同诗注“吕希道”条，则检核其所得宋椠影钞本，予以补录原文，颇为可贵。他如卷6《送文与可出守陵州》注“文与可”条，补录被邵长蘅删削的施、顾原注70余字，亦复如此，兹不备叙。
2、驳分类注之讹误
前文已述，查氏对分类注本颇为不满，尝批谬指误，积稿盈卷。故《补注》一书对分类注误注、失注之辩驳尤为有力。如卷6《送吕希道知和州》诗注“三将相”条云：
按《宋史·宰辅表》及《宰辅编年录》：吕蒙正于太宗端拱元年自昭文大学士参知政事，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咸平六年封莱国公。吕夷简于仁宗天圣七年自龙图阁直学士除同平章事，景佑元年封申国公。吕公弼于英宗治平二年自权三司使，枢密直学士除枢密副使，四年进枢密使。诗中所称“三将相”谓蒙正、夷简、公弼也。王氏注于蒙正、夷简而外不引公弼而引公着。按公着于哲宗元祐初方入相，先生作诗熙宁中，其谬戾昭然。《施氏补注》（按指邵本）复踵其讹，今为改正。按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苏轼《送吕希道知和州》诗作于熙宁三年（1070年），考《宋史》本传及《宋宰辅编年录》等书，知吕公着迟至元祐元年（1086年）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共为宰相，废除新法。故查氏的考证非常精确，驳分类注极为有力。又如卷14《同年王中甫挽词》注“十五人条”引王应麟《困学纪闻》驳分类注之讹误亦可信从。查氏在未看到新刻本，未得宋椠影钞本之前，主要读分类注本，相习已久，知之甚详，故能辨其要害。此诚如柳宗元喜读《国语》而能作《非国语》也。前修或未密，后出而转精，作为补注，辨前人之误，首当其冲。
3、驳史籍之误
查慎行曾为翰林院编修，参与过《佩文韵府》等大型官书的编撰，对古代典籍较为熟悉。在补注苏诗的过程中，查氏常能补史籍之疏漏，驳史籍之讹误。如卷8《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对欧阳修卒年的考辨：“按《欧阳公年谱》：公于熙宁辛亥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归颍，明年壬子闰七月薨，年六十六。《宋史·神宗本纪》谓公薨于八月，讹。”按关于欧阳修的卒年，《宋史》本传仅云：“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师，谥曰文忠。”未详具具体时间。查氏引南宋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定欧阳修去世时间为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而以成书于元代的《宋史·神宗本纪》所定熙宁五年八月为误，虽孤证不为定说，但提出问题，引人思考，故不谓无识。
4、阐释诗旨，考辨诗题
查氏注苏诗，常引笔记、诗话及史书中的材料阐发诗意，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如释卷12《王莽》“入手功名事事新”句及《董卓》“岂信车中有布乎”句，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陆游语云：“王性之谓东坡作《王莽》诗，讥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咏董卓》云：岂信车中有布乎？盖指介甫争易市事自相叛也，车中有布借吕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亲切如此。”经此一注，读者则知前诗以王莽比王安石，后诗以吕布比吕惠卿，既贴切于彼此的姓名，又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川吻合。读者只要联想到汉代王莽、吕布之所作所为，则对苏诗所寄寓的讽意不难理解，此可谓以史证诗、诗史互证的范例。
再看查氏对诗题的考辨。如卷1《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张道陵所寓二首》，查氏引《汉书》（按应为《后汉书》）“建安二十年”条、《三国志·魏书》、葛洪《神仙传》及乐史《太平寰宇记》考证出张道陵所寓非安乐山，实为鹤鸣山。又引王象之《舆地碑目》、邓绾《吏隐阁记》及黄庭坚语，考证出安乐山乃唐高宗时真人刘珍（字善庆）飞升之所。再引曹学俭《名胜志》，考证安乐山上有树，叶长如荔枝，上有文如虫篆之事。最后查氏作出结论：“据此数说，则安乐山仙迹乃刘善庆，非天师也。先生舟行过山下，一时所闻，出长年三老之口，恐未必得其真，故为考证如此。”此处考辨苏轼诗题之误，广征博引，穷究典源，立论周详严谨，当可信从。《补注》中诸如此类的考辨指不胜屈，充分反映了该书寓辨证于注释的写作特色。
5、注释所涉人物与地名
南宋施、顾编年注非常重视注释诗题或诗中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迹，查慎行《苏诗补注》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尤其对前人失注、误注者及所涉人物名同实异者更为关注。如卷9《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诗题所涉释可久，事迹鲜为人知。南宋编年注本、分类注本均无注，有碍读者理解诗意。查氏补注云：
《咸淳临安志》：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两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数升，以瓶贮几上，日取二三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用，人尤重之。《武林梵志》：法师可久，钱塘钱氏子。天圣初，得度，学教观于静觉。喜为诗，居西湖祥符。苏轼元夕去从者，独行入师室，了无灯火，但闻檐葡余香，叹仰留诗云云。晚年送客不逾阈，如此十余年，窗外惟红蕉数本，翠竹百个，一日谓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未几皆验。查氏引《咸淳临安志》详具可久生平大端与简朴的生活习性，引《武林梵志》考述可久与苏轼之交游及竹蕉应验之事，凡此不仅对理解诗句有所帮助，就是对研究可久其人其事亦不无裨益。
查氏长于考释地理，尝于《略例》中自云：“古今沿革，考索最详。”这既与他尝协助徐乾学编撰《一统志》，受学着名地理学家顾祖禹有关，又与他一生游历极广有些联系。其《补注》卷首附《采辑书目》六百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山经、地志与图经之类，所引方志尤多。如卷50《万州太守高公宿约游岑公洞，而夜雨连明戏赠二小诗》其一注“万州”条，引《地舆广记》及《太平寰宇记》备陈万州自秦汉以来历代的地理沿革，引《名胜志》注明岑公洞的方位与大小，引《图经》考辨岑公的名号、籍贯与事迹，引《舆地碑目》详述万州有段文昌《岑公洞记》、黄庭坚《题名》等石刻。此段注文引录《舆地记》等五种地理书籍，长达170余字，详细注释了万州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与人文景观，材料周详，层次清楚。仅此一条，足可显示查氏精熟史地的渊博学识。
三《苏诗补注》的其他成就
1、系年
南宋施、顾注本对苏诗作了大面积的系年，然或闻见未遍，或思虑不周，疏漏讹误尚复不少，其突出者如不收《南行集》中诗，无端将苏诗系年推迟二年，又《和陶诗》二卷亦不编年，混杂其间，殊无伦次。查氏《补注》承源接流，又求之苏轼本诗及手书真迹，参以同时诸公文集及宋元诗话、题跋。年经月纬，重新编排。约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南宋施、顾注本重新编排，二是将施、顾注本未收之诗尽量系年，散分各卷。
施、顾注本前39卷编年诗，查氏《补注》改编在卷3至45，编次大体依旧，略有调整。如卷3《客位假寐》诗，为苏轼不满于凤翔知府陈希亮而作，施、顾注本误陈希亮为陈襄，编在杭时，查氏据邵博《闻见后录》卷15所载改回签判风翔时。如卷8《盐官绝色四首》、卷9《癸丑春分后雪》、卷19“在狱出狱”诗11首、卷30《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到《次韵宋肇游西池》8首，查氏均据年月予以改正。
施、顾注本卷40收遗诗29首，元祐三年作翰林帖子词54首，查氏《补注》将遗诗中《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等大多数诗系年入正集，《刘宫宛退老于庐山石碑……》（诗缺）入卷47补编诗中，《老翁井》、《虚飘飘》其一入卷49他集互见诗中。贴子词54首被邵本删去，查氏补录于卷46（另收致语口号11首）。施、顾注本卷41、卷42为和陶诗107首，不编年，邵本仍其旧（分类注本不收和陶诗），查氏《补注》将其系年编在卷35至45各卷，是为苏轼和陶诗首次系年。除此以外，对其中不能确指年月者，系于相关诗后，按语说明。
除改编施、顾注本外，查氏还将其未收之诗系年后编入正集。苏轼《南行集》宋时有单行本，故施、顾注本径以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赴凤翔为编年之始。然《南行集》后来失传，其诗多被明人辑入《续集》、《外集》中，查氏则将这些诗按《栾城集》编次，以《郭纶》压卷，《初发嘉州》以下次之，编为2卷凡81首，冠于全集之首，故《补注》以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南行赴京为编年之始，时间上较施、顾注本提前二年又一月。
宋荦所辑《苏诗续补遗》2卷446首，查氏将《送淡公二首》、《游杭州山》、《雷州八首》、《池上二首》等89首他集互现诗编卷49、卷50⑩，将《戏足柳公权句》、《送别》、《寄周安孺茶》等19首无法系年的诗编入卷47，其余绝大多数诗均依大体按年编次的《外集》顺序，分编各卷。
通计《补注》前45卷，共得编年诗2432首，比南宋施、顾注本前39卷编年涛1884首多出548首。
2、补遗
苏诗数量繁富，但囿于党禁，散佚亦多，清人宋荦有所辑补，编为《苏诗续补遗》二卷。查慎行留心典籍，续有增补，其所辑佚诗编排在卷46至48三卷内。卷46除补录被邵长蘅删去的施、顾注本中翰林帖子词54首外，另从苏轼全集辑得《兴龙节集英殿宴口号并致语》等，是为口号入诗集之始。卷47至48除收《苏诗续补遗》中无从编年的19首诗外，查氏又另为辑录佚诗137首，这些诗首次入苏轼诗集，这是查氏补遗的突出贡献。
但必须指出的是，查氏《补注》在将一些不见于诸本的苏轼诗收入诗集的同时，也把大量本非苏轼所作的伪诗赝作辑入诗集，鱼目混杂，论者引录这二卷诗尤须慎重。如卷48据《锦绣万花谷》（按在后集卷3）所收《西湖绝句》当为南宋杨万里诗，见《诚斋集》卷23，题作《晚出净慈送林子方》（其二）。同卷据《京口三山志》所收《宝墨亭》诗当为北宋苏舜钦作，见《苏学士集》卷8，题作《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曾批评其“炫博贪多”，将《怪石》、《鼠须笔》、《和钱穆父寄弟》、《元祐九年立春》、《双龙白井》及《山中日夕忽然有怀》等诗误收入集。又如有时还将一些佛教偈颂、歌辞也一并辑入集中，殊失断限。
3、辨伪
查氏《补注》在补注苏诗时即以长于考辨人物、地理而显示出独到的特色。他在考辨苏诗重出、伪作方面也体现出深厚的功力，可算是古代第一个对苏诗进行全面考辨真伪的学者，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关于苏诗窜伪的情况，查慎行在《补注》卷49按语中说：
唐宋名家诗文，间有互见他集者……但未有舛谬混杂几及百篇，如东坡诗之甚者也。李端叔有言：先生自岭外归，所作字多他人诗文。盖绍圣以后严禁苏氏之学，至淳熙初禁乃驰，后人得公手迹便采入公集，承伪数百年，注者与读者漫不加辨。凡慎所驳正，非敢一毫臆断，悉从诸家文集、诗话一一搜抉，校对其雷同者，另编二卷。查氏指出苏轼诗集伪诗非常的多，并分析了致伪的部分原因，与苏诗的大致情况相符。他检核诸家诗话与别集，考订苏诗互现于他家的重出作品，得90首，编为2卷，每首后附注此诗亦见某集，便于读者察考。所重出作家中，唐代有李白、顾况、白居易、孟郊、李德裕、陆龟蒙、僧人怀素等人，其余所重出者均为北宋时苏轼的师友。查氏不仅指出苏诗中重出的现象，还能进行认真的甄辨，对历代传刻所造成的讹误，凡能明其归属者，考辨按断是非，态度分明；难定归属者，则列文献资料出处，以资他人旁证；对诸家意见歧异者，亦备列诸说，让人思考。如《补注》卷49《白鹤吟留锺山觉海》诗，查氏于诗后按语考云：“右一首见王半山集第二卷中，题云《白鹤吟示钟山觉海元老》，首二句下尚有‘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二句，不知何以脱落，又复讹入先生集，今驳正。”按检据朝鲜活字本影印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3，此诗题作《白鹤吟示觉海元公》，首二句下正有上引两句，惟查氏所勘版本或有不同，故所云诗题与卷次与朝鲜活字本小异。查氏对自己的考辨结论非常自负，卷50《寄欧叔弼》考证出此首实为《栾城集》中《赠蔡州壶公观刘道士》七律之后半首，然后说：“此种缪伪向来注家刻本从未有勘正者，余始发之，览者亦可识其苦心矣。”另外《补注》仿刘辰翁评点杜诗例，将与苏轼同时唱和之作，检核作家文集，概予附录，所附之诗对于后人当有一定的辑佚补缺的作用。
四 《苏诗补注》的评价
综上所述：《补注》征引广博，注释详明，既长于考释人物、地理，又善补前人之疏略，纠前人之谬误，在补录施、顾原注，保存公（苏轼）自注等方面功绩尤卓，做出了独特贡献，在关于苏诗系年、补遗、辨伪、校勘以及辑录唱和诗诸端亦成绩不菲。清代中后期的注苏者都很重视查慎行的补注，翁方纲《苏诗补注》继续补录查氏补施、顾原注所未备者，冯应榴的《合注》以集施、顾注、分类注与查注为首任，王文浩的《集成》录查注也相当多。查氏《补注》在后世虽受到过一些责难，但总的来说评价都相当高，不少人将其与宋代的编年注、分类注相提并论，如钱大昕《苏文忠诗合注序》说：“注东坡诗者，无虑百数家，今行于世者，唯永嘉王氏、吴兴施氏及近时海宁查氏本。”(11) 冯宝圻《新修补苏文忠诗合注序》亦说“注苏诗者，王龟龄、施德初、查夏重三家皆善。”《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在详细论评了《补注》的功过得失后，也作出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评价：
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元元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区区小失，固不足为之累矣。四库馆臣们说这段话之前，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合注》与王文诰《集成》均未问世，故在当时来说，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正因为查慎行的补注有这样高的学术价值，后人便将查注从施、顾注中析出单独刻印，有点类似后人将《文选》李善注从六臣注中析出独立刊刻。但亦有学者颇以两读为病，冯应榴《合注·凡例》即谓“初白翁原本先列施注，后列补注，后人专以查注刊行，读者往往有偏而不全之憾。”李调元亦曾感慨“刊本不与施注合刻，翻阅为难，”并拟将施、查二注合刊，因“刊费繁多”而未遂(12)。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着作，《补注》在取得以上各种成就的同时，其疏漏、讹误也在所难免。与此相应，后人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适当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即列举其“编年有差”、“校雠为舛”、“体裁未明”、附诗不当及补诗有误等五种失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4“查氏注苏诗”条，批评查氏注《和陈述古拒霜花》诗引《古灵先生行状》，将陈襄误作陈尧佐之子。翁方纲《苏诗补注》卷5注《赠袁陟》诗，谓邵长蘅《施注苏诗》已详具袁陟生平，批评查氏于人物失考，王文诰《苏海识余》卷2批评查氏引伪《陈无己诗话》（按即《后山诗话》），谓其“不独疵累本集，即无己亦冤也。”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序》批评其“所据多短书小说，纰缪弥复不少”，并特作专书，补其阙遗。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13《宋刊施顾注苏诗跋》亦曾批评查氏补录施、顾原注未备。
前人所指摘《补注》谬误仅极少部分，其失误之处尚有很多，如该书卷四七所收补编诗《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合书》，据《宋拓西楼贴》此诗真迹及明刊《外集》卷三，“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合书”十二字乃另行书于诗末，实为苏轼手录挽诗的时间而非写作此诗的时间，查氏阑于诗题，王文诰《集成》卷五据此编入治平元年（甲辰），遂以讹传讹。除此以外，《补注》有时亦将诗叙阑入诗题，如《外集》卷六《题沈君琴》诗前有叙“武昌主簿吴亮君采”云云117字，查氏《补注》收录此诗，以诗叙为题，又误“元丰六年”为“元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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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慎行( 1650—1727) ，浙江海宁人，字悔余，号初白先生，是清代着名诗人，着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等。查慎行笃好苏轼诗，在他之前的苏诗注本，有宋代题名王十朋编的《王状元集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 以下简称“类注本”) ，宋代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 以下简称“施顾注本”) ，清代宋荦、邵长蘅删补翻刻施顾注本而成的《施注苏诗》( 以下简称“清施本”) 。查慎行对上述旧注并不完全满意，因此予以补注，撰有《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 下文简称《苏诗补注》) 五十卷。《苏诗补注》作为补注本，对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订正。《四库总目》云: “其间编年错乱，及以他诗溷入者，悉考订重编。”
又指出: “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元元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四库总目》的评价为“以此本居最”，当然值得商榷，但《苏诗补注》的考释之功实不可没。本文拟重点探讨《苏诗补注》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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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慎行的《苏轼年表》及其对旧谱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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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编年史修撰的鼎盛时期，代表作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宋代编年史书开启了年谱的编撰，年谱实为微观的个人生活“编年史”。现存最早的年谱，是一批诗人年谱，包括北宋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与《杜工部诗年谱》。
将诗人年谱附于编年注本正文之前，是宋代诗歌注释的常例。至于苏诗注，施顾注本原附有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但宋代以后在国内失传已久。邵长蘅整理清施本，将南宋王宗稷所编《苏文忠公年谱》补入书中。类注本也附有宋代傅艹深所撰的《东坡纪年录》。
查慎行延续了这一传统，撰有《苏轼年表》，列于《苏诗补注》正文之前。宋代傅艹深的《东坡纪年录》、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为文谱，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则为表谱，但失传已久，查慎行的《苏轼年表》亦为表谱。宋代三家年谱，除逐年列出苏轼的事迹之外，还考证出本年创作的部分诗歌篇目。
相比之下，查表只是在少数年份列举了该年的少数诗作，而将重点放在苏轼的事迹之上。查表有以下值得注意者:
1． 叙述苏轼的生平事迹.以《宋史·苏轼传》为本，以苏辙的《东坡墓志铭》，苏轼的文集、诗篇内容、词序和《乌台诗案》等为参证，如表 1 所示。
2． 将苏轼的事迹与当年重大时事加以对照以上逐年叙述苏轼的生平事迹，尚属年谱的常规。查表值得一提之处在于每年除列苏轼事迹之外，还别起一栏，列出该年的重大时事，在政治背景中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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