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山西通志》崇祯二年印 2PDF电子版

格式：PDF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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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简介

书名：万历《山西通志》

作者：明李维桢主修

出版社：日本藏

出版时间：崇祯二年印页数：三十卷

格式：PDF

服务：20元

明代，山西三次编纂省志，万历《山西通志》是继成化、嘉靖之后的最后一次。主其事者为时任山西按察使李维桢。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湖广京山（今湖北京山）人。隆庆进士，在明末颇有文名，为文坛“末五子”之首。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维桢担任山西按察使不久，鉴于山西自嘉靖以后又有50年未修省志，便“敦请耆儒”，设局纂修。万历《山西通志》严守《明一统志》规制，基本沿袭嘉靖《山西通志》而略有调整。全书约110万字，设20目、30卷，分为图考、建置沿革(附疆域)、星野、山川(附渠堰、桥梁)、风俗、物产、田赋(附盐政)、户口、祠祀、封建、职官(附公署)、学校(附书院)、古迹(附陵墓)、帝王、名宦、人物、选举、武备(附形势、边关、城池、屯田、马政、将士、边事)、杂志、艺文等。

该志的最大特点是地理、军事部分用力勤，篇幅大。明代万历年间，山西的云中、雁门、娄烦诸镇与北边的蒙古各部相距甚近，蒙古铁骑“朝发而暮可薄城”，所以山西在抵御蒙古军队袭扰中的军事地位非常突出。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该志对边墙、边关、堡塞、隘口等地理形势记载特详，甚至对土堡的设置、人员配备、武器、用途等的记载也不厌其详。正因为如此，其地理部分历来为后人所重视，清初顾炎武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时就多所采择，康熙《山西通志》赞为“信书”。

风俗卷也是全书的亮点之一。该卷依据地理环境、经济文化条件、历史传统等因素，揭示了山西各府州县的民风习俗，并注意探究今昔变化及其原因。雍正《山西通志》“风俗”篇引本志达103条之多，其论断之精辟中肯可想而知。

杂志卷记载：万历六年（1578），“静乐雁门村星陨入地五尺，掘出黑石重千斤”。这是中国最早的最大重量的陨石记录。

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西通志》成书不久，李维桢调任南京礼部尚书，志书没有付梓。十余年后，新任山西巡按御史祝徽于崇祯二年(1629)增作序文，将该志雕版付梓，所以后世研究者有的将该志著录为明代崇祯本。山西省博物院、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全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残卷。2012年，山西党史方志网整理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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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万历《山西通志》崇祯二年印 2，是明代地方文献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典籍，它既承载着万历年间修志的制度成果，又因崇祯二年重印而呈现出特殊的历史层次与版本价值。本文以该版本为中心，从版本源流、修纂背景、内容结构以及文献与学术价值四个方面展开系统论述，力图揭示其在明代政治、文化与地方治理中的多重意义。通过对编纂者意图、史料取舍、印刷传播以及后世影响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到《山西通志》不仅是地方历史的汇编，更是明代国家治理逻辑与地域文化认同的集中体现。文章在总结部分进一步归纳其综合价值，说明该书在今天研究明代山西社会、制度与文化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

一、版本源流与刊刻背景

万历《山西通志》最初成书于明神宗万历年间，是在前代山西地方志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系统修订。其修纂过程严格遵循明代官方修志体例，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文献编修的高度重视。该书在体例、内容安排上均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为后续版本奠定了坚实基础。

崇祯二年印本并非重新修纂，而是在原有万历本基础上的再度刊刻。这种“旧志新印”的现象，在明末并不少见，反映了战乱频仍背景下对既有文献资源的保护与再利用。崇祯二年的重印，使万历《山西通志》得以在动荡时代继续流传。

从版本学角度看，崇祯二年印本在版式、行款、字体等方面保留了万历本的基本风貌，同时也可能因重刻而出现细微差异。这些差异为后世学者进行版本比勘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使“万历《山西通志》崇祯二年印 2”成为研究明代刻书史的重要样本。

二、修纂背景与时代环境

万历时期的山西，地处北方要冲，既是军事防御重地，也是经济与交通的重要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修纂一部系统全面的地方志，既是地方官员履行政绩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央了解地方状况的重要途径。

从政治环境看，万历后期朝政渐趋复杂，地方治理面临诸多挑战。通过修志，将地方沿革、赋役、兵防等情况详实记录，有助于强化行政管理与制度延续。这种现实需求，直接推动了《山西通志》的成书。

崇祯年间重印该志，则与明末社会动荡密切相关。面对内忧外患，文献的保存与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崇祯二年印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士人阶层“存史以备后”的文化心理，也体现了对地方历史记忆的珍视。

三、内容结构与体例特色

万历《山西通志》在内容结构上，沿袭了明代地方志常见的分门别类体例，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形胜、职官、人物、风俗等多个门类。这种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的编排方式，使读者能够系统了解山西一地的整体面貌。

在具体内容上，该志尤为重视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的结合。既追溯山西自古以来的行政变迁，又详述万历时期的实际情况，体现出编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这种编纂理念，使其不仅是一部地理志书，也是一部地方历史综合文献。

此外，人物传记部分尤具特色，收录了大量地方官员、乡贤与名士事迹。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地方文化认同，也为后世研究明代士人群体提供了丰富素材。崇祯二年印本延续了这一内容结构，使其价值更加稳定与完整。

四、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从文献价值角度看，万历《山西通志》崇祯二年印 2，是研究明代山西地方社会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其所保存的制度、地理、人物信息，很多在其他文献中难以找到替代记载。

在史学研究中，该志常被用于校补正史与其他地方志的不足。通过横向比较不同地区志书，学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明代地方治理的共性与差异，而山西作为北方重镇，其资料尤显珍贵。

从版本与书史角度看，崇祯二年印本的存在，反映了明末印刷文化的延续性。即便在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地方文献的刊刻仍未中断，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总结：

综合来看，万历《山西通志》崇祯二年印 2，不仅是一部地方志书，更是明代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缩影。它通过系统记录山西一地的历史与现实，展现了明代地方治理的运作逻辑，也保存了丰富的区域文化信息。

在今天重新审视这一版本，我们不仅能够深化对明代山西历史的认识，也能从中体会中国传统修志文化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这正是万历《山西通志》崇祯二年印 2，历经数百年仍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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